发展理论的演进与中国科学发展理论的总纲领新阶段下的发展理论

一、科学发展理论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发展”一词，不仅用于描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负载着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一种美好情感、一种价值观念，乃至一种信仰。纵观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文明以来的发展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典发展理论，继之而起的是战后形成的发展主义学说。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主义对发展主义学说的理论体系及其实践开展了全面的清算，并开始构想一种新发展的学说。科学发展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理论财富，历史地看，科学发展理论体现了新发展主义的理论成果，并结合中国自身的独特经验，代表了发展研究最先进的成果。

追溯现代社会兴起的历史进程，构成了发展学说最直接的经验来源。社会科学的古典时代，正是在从农业封建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变迁中，最早阐释了发展的意涵。无论是亚当·斯密所言的“市场自发性秩序”，卡尔·马克思主张的“历史辩证法”，还是韦伯和涂尔干热衷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工”，均从不同的视角回应着这“千年未有之变局”。古典发展理论是对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文明给人类世界所带来巨大变革的理论表达。同时，我们还想强调一点，古典发展理论虽然有对整个现代社会理解的理论诉求，但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发展研究的“空间”维度——即使是非常有限。然而，在发展主义话语的表述中，“空间”的维度，完全被拉平和抹去了，历史成了线性的历史。

二战以后，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主导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与此相应，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杜鲁门主义，以古典发展理论为模板，将其包装成全新的版本——发展主义学说，诚如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所言：“杜鲁门主义开创了理解和操纵世界事务的新纪元，尤其对于那些关注经济欠发达国家（less economically accomplished countries）的人。其意图野心勃勃：让全世界去复制当时“先进”社会的种种特征——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技术化、生产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现代教育和文化价值观广被采纳。”^[1]

发展主义学说之内涵已经远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而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跃进式’、‘赶超式’发展为主要方式，以西欧和北美现代化模式为蓝本而掀起的现代化运动”。^[2]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认识发展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第一，发展从欠发达国家之“所缺”和“所非”得到界定。在发展主义学说的语境中，发展意指社会各领域的现代化。以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理性化为核心指标的发展主义学说建构了一整套测度发展程度的指标，欠发达地区之所以欠发展，在于其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低，城市化比率不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的比重有限，以及管理、行政及人的意识领域理性化程度不足。因此，发展就意味着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道路，目标在于推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化转型。第二，发展是线性的，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道路实现繁荣。既然存在着普遍主义的发展模板，那么欠发达国家就完全可以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实现自身的繁荣。第三，经济发展将会带动社会的进步，社会问题将通过发展得到一揽子的解决。第四，发展是理性中心主义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组织管理系统和知识体系方面。虽然发展主义也承认在自发市场之外的经济成长动力，如国家主导的发展，但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理性统治，却是一致的。行政治理采取自上而下的分层治理科层体系，经济组织的规模化、效率导向、理性设计被认为是发展的必需要件，而非正式的社会联结方式要么被禁绝，要么被视为是缺乏效率的。在知识体系方面，科学中心主义具有强劲的影响力，科学知识成为发展唯一的可靠基础，而地方性知识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并面临着堪忧的传承危机。

二战以后，世界的发展格局为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发展主义学说变得炙手可热。在发展主义学说的指导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然而，在经过了二十余载的艰辛探索、接受了发达国家兜售的发展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大多陷入经济低迷、债台高筑、社会矛盾丛生的境地。所谓“发展”并没有实现其承诺，反而使得拉美等国家陷入了长期的贫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否思发展浪潮”，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民族国家，还是知识界、非政府组织，在关注“发展”的同时，更为倾向于反思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3]否思发展从诸多维度展开，甚至我们很难简单地概括出否思发展浪潮的理论脉络，或许一个恰当的表述是，否思发展在于重新肯定被发展主义学说所湮灭的维度，是发展领域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否思发展的作者们认为，发展主义将丰富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化约为单一的向度，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量^[4]，这一点本身就显得疑点重重。惯常被用来度量经济成长的指标，诸如GDP、GNP，很难囊括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际样态。女性劳动、互惠经济等形式，往往被这些统计指标排除在外，而后者对于美好生活来说，颇为重要——尤其是一些人类学家对欠发达社会的田野研究，更是强劲地支持了这一观点^[5]。同时，这类经济指标，对于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现实，几乎乏善可陈。我们很难从这些抽象的数字中，看到不同群体的贡献及其生活境遇，尤其是在数字的增长伴随着社会贫困差距扩大的时候。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经济中心主义，只计算收益，而对发展的代价视而不见。不断消失的物种、雨林，不断恶化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不断边缘化甚至面临传承危机的地方文化等等，统统不可能体现在这些数字游戏中。

科学发展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中国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该理论汲取了新发展主义思潮的理论养分，结合中国国情，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总纲领和指南。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不仅虑及到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而且还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发展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都产生重大的影响。科学发展理论的本质特征表现为：第一，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性发展。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发展的本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条件，人与自然的协调是核心，人与人的和谐是实质；第二，持续性发展。在综合的维度上，注重实现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社会持续性的协调统一。党的十七大报告系统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时，胡锦涛特别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从根本上说，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也是一种关于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科学发展观完成了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转化。因此在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世界观形成的同时，这种方法论也同时形成，二者是同一过程。作为一种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在科学发展观中，无论是它的第一要义“发展”，还是它所强调的“以人为本”，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它们本身都应该是一种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法论。科学发展观首先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那么如何实现这样的发展呢？那就是运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方法。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具体来说，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所以要保障人权，不断提高人的各方面素质，创造人人平等发展、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二、益贫增长理论

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论总体上经历了极化涓滴增长、基础广泛的增长、益贫式增长或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等几个阶段的逻辑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减贫战略和相关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进入21世纪，鉴于亚洲地区各国普遍出现在实现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状况也在快速扩大的问题，亚洲开发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提出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来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的理论，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经济增长会自动地收敛到稳定状态，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得益会自动地扩散到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因此，经济中的贫困人口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减少并最终消除，收入差距会缩小并最终消失。基于这一认识的政策就是追求增长，增长是第一位的。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实践结果是，经济增长率为正，但贫困问题却在累积，不平等在扩大，由此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而对增长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最终陷入经济停滞状态。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强调要将贫困人口吸纳到经济增长过程中，指出可以通过两方面的战略，在改进贫困人口生活质量方面取得快速而且政治上可持续的进步：一是实现对贫困人口所拥有的劳动力这一最充裕资产有生产效率的使用；二是为贫困人口提供广泛的基本社会服务，特别是基础教育、基础卫生医疗等。由于“广泛基础的增长”定义上的模糊，在后续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

关于“益贫式增长”，可以区分出两种定义：一是相对定义的“益贫式增长”：增长是益贫的，如果穷人的平均收入增加得比非穷人的平均收入快，这意味着增长伴随着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即不平等下降，增长是严格益贫的。二是绝对定义的“益贫式增长”：增长是益贫的，当且仅当穷人在绝对意义上获益。这一定义只考虑穷人的收入，不考虑不平等的变化。新千年，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内在地就包含着“益贫式增长”的理论要求。“益贫式增长”体现了发展的包容性。“包容性增长”是又好又快发展命题中应有之义，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内在要求，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一脉相承。“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导向，更关注民权民生，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www.xing528.com)

“益贫式增长”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即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在理论界关于增长的研究中，知识界发现，普通的经济增长无法自动惠及贫困群体。因此就实现手段而言，“益贫式增长”过程中，市场固然是发挥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亦至关重要。首先，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将资本和科学技术引导到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服务的经济发展领域，增强经济的社会性，强调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对发展过程的参与和发展成果的分享。鉴此，各项政策应该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及其形式，亦即提高穷人作为行为人和受益人参与增长的程度，因为两者是相关的，对长期增长和可持续的减贫至关重要。其次，“益贫式增长”主张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减贫与发展的硬件条件，在诸多致贫因素中，基础设施的因素最直接地制约着区域与外部世界联系，地方特色资源转换为经济优势的能力。最后，“益贫式增长”强调贫困社区和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通过赋权和增能强化贫困群体参与发展、自我发展的能力，进而与国家的政策和资源等外部助力对接，最终实现“益贫式增长”。这里需要特别说一点的是，近年来，随着城乡构造的剧烈变动，农村社会人口构成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例如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农村的留守人口主要是女性、老人和儿童，这就导致了贫困农村能够承担生产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群体主要是女性、低龄儿童以及老人等，鉴此，就需要对这部分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

三、社会保护理论

社会保护理论的提出，直接针对现代社会风险因素激增、贫困群体脆弱性凸显的现实。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界定，社会保护指的是通过公共的、财政的安排为家庭和个体提供福利，使他们避免因为一些基本的风险和需求而忍受较低的或下降的生活水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社会保护理论逐渐成为社会政策研究的热点。

有研究指出，农民由于家庭和个人的缺陷而导致贫困，实际上就是社会保护缺失的表现。缺少预防性的社会保护，不仅是农民致贫、返贫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缺少有效社会保护制度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都可能是脆弱群体，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他们陷入贫困。因此，在反贫困研究领域内，社会保护（security）与赋权（empowerment）和机遇（opportunity）并称为发展和减贫的“三条腿”。所谓社会保护，有别于传统的社会政策框架。传统的社会政策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形成，通过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多种形式，促进社会不平等程度降低。而社会保护则更为注重同时满足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目标，优先满足贫困者的需求，通过充分挖掘个体和社区的潜能，提供足够的公共支持和干预，主张将社会保护的政策设计原则与主流的社会制度框架衔接，通过帮助人们积累资产，使他们能够独立地“抓住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暂时性贫困（transient poverty），也可以降低周期性贫困（chronic poverty）人群的风险及其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保障并激励他们对人力和物质资本进行投资。

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社会保护体系的建设才刚刚开始，推行社会保护政策意味着国家实力在增强、财政投入在增加。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社会保护体系很难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更是如此。在诸多影响贫困社区减贫与发展的因素中，灾害、疾病、残障等影响尤为突出。以灾害为例，近几年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灾害天气和极端气候现象特别多，而且都是几十年甚至百年一遇的灾害，给贫困地区带来了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反思过去发展路径，很多措施都是着眼于短期的发展和绩效，没有从长远的角度去谋划与布局，只有短期的投入，没有长期性的、连续性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更为注重社会保护机制的建设对于减贫和巩固减贫效果的重要作用。新时期，新扶贫纲要提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制度衔接、各政府部门也不断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这对于扶贫开发工作来说，是比较好的局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运用这些资源。

四、大扶贫理论

大扶贫格局由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有机构成。新扶贫纲要明确，专项扶贫包括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就业促进、扶贫试点和革命老区建设；行业扶贫包括发展特色产业、开展科技扶贫、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改善公共卫生和人口服务管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视能源和生态环境建设等七个方面；社会扶贫包括加强定点扶贫、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发挥军队和武警部队的作用、动员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以及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大扶贫格局”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对扶贫开发工作格局的规划和管理。近年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助力区域发展、农村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为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改善了硬件环境。中央财政资金和专项资金逐年增加，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不断取得进步，全国妇联、残联、民委等社会团体，以及国内外一些非政府组织与扶贫办密切配合，展开了多部门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关心和推进扶贫开发事业。

大扶贫理论的提出，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其一是构建“三位一体”的扶贫开发工作格局的要求，其二是对贫困问题综合治理的整体策略。

强劲的政府主导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是中国减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不是孤立的政策手段，而是一揽子政策手段的集合和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的。首先，宏观的经济发展为扶贫开发提供了稳定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吸纳了贫困人口转移到工业部门。随着政府财力的增长，国家一系列“益贫”的宏观战略决策得以实施，这些针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专项安排等，是减贫的重要因素。比如，采取有利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的根本战略，专项的扶贫开发，各项社会保障措施，以及最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等等。同时，专项扶贫的投入不断加大，专项扶贫资金在引导部门资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次，随着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减贫事业的积极性和能力不断增长，构成了推动减贫事业的积极力量。

新时期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事业，不仅是帮贫救困，更是贫困地区的综合发展和贫困问题的综合治理。贫困地区所面临的致贫因素是多元的，孤立的政策很难有效缓解当地的贫困问题，唯有采取综合治理的手段，方可收到好的效果。例如，连片特困地区往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事业发展不足、生态脆弱、灾害多发。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当地的贫困问题。而大扶贫格局的设计符合贫困村、贫困地区扶贫发展的需求，如果大扶贫格局能够落实，对贫困村而言，村内多个需求都有资金和项目对接，加以社会力量的帮扶，再结合村庄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几年后就会摘掉贫困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