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族大学生自尊得分与汉族大学生并无显著差异的重要发现及其意义

本研究分别从认知和社会文化适应的角度探索东干族民族心理特点。研究一测量并对比了东干族与回族大学生在选择反应时、瑞文推理测验、三维心理旋转、数字数量大小比较、词语辨析、简单数字计算、物体数量认知、空间工作记忆、快速呈现下的视知觉、数字序列推理、数轴任务和估算等 12 个认知任务中的表现，结果发现东干族被试在与数字、计算和词语有关的任务中表现显著低于汉族被试。

东干族被试在数字和计算方面落后于回族被试的结果，已经在研究一中有过讨论，可能是受到中亚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的限制，但是东干族被试在词语任务方面显著低于回族被试的表现是否也与所在国家教育水平的制约有关？答案是未必一定如此。研究一设计的所有认知任务中，除词语辨析任务外，都是以图形或数字的方式呈现。以图形和数字呈现的测量项目本身负载的文化含义较少，因此在跨文化使用时，其信效度并不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大幅度的改变。但是词语辨析任务以文字方式呈现。由于文字负载了文化含义，所以在跨文化使用时有可能造成被试在认知方面的困难。

本研究受限于东干族留学生群体的规模，无法以足够大的样本对词语辨析任务的题目做相应的修订，虽然题目本身以俄语呈现给东干族被试，但是翻译过程中仍然有可能出现语义误差，进而影响到测量结果。在解读东干族被试词语辨析表现较差这一现象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研究二从社会文化适应的角度测量并对比了东干族和汉族大学生在情绪表达、焦虑、自尊、人际信任、信赖他人以及应对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及差异，也有一些有价值的发现。除研究二的讨论部分已经解读过的发现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东干族大学生的自尊得分与汉族大学生并无显著差异，虽然该结果与国内有关回汉自尊跨文化差异不显著的研究[39] 结果一致，但是考虑到回族长期与汉族混居且与汉族使用同样的语言，其适应主流文化时可能因压力较小、困难较少而能够保持较好的自尊水平，一些文化适应压力较大又存在语言障碍的少数民族群体，在适应主流文化时的自尊状况可能是更加有价值的参照。

在美国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移民的研究发现，主要使用汉语的移民，其自尊显著低于能够熟练使用英语的移民[40]。在对国内族群做研究时 Yong（2013）也发现在汉区读书的藏族大学生较汉族大学生自尊水平更低。东干族留学生虽然会讲与陕西方言相同的东干语，但是大部分东干留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母语是俄语，加之从小受所在国文化的影响，来到中国后通常会遭遇较多的文化适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自尊水平，避免 Schnittker（2002）和 Yong（2013）研究中观察到的少数民族被试自尊较低的情况，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提示东干族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状况良好。至于为什么东干族留学生能够如此从容地应对文化差异，综合考虑他们与汉族被试相比显著较低的消极应对得分和焦虑得分所反映出的良好适应，本研究中观测到的与汉族并无显著差异的自尊水平，可能与东干族丰富的跨文化体验有关。较多的跨文化体验可能有助于提高个体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灵活应对问题情境的能力，从而促进个体的成功适应。

关于研究二的结果，需要指出的问题是，研究二的研究对象，包括东干和汉族被试在内约有 80 人。对于一项使用了多个量表，且分量表题目最多达到 20 题的研究而言，单组 40 左右的样本量不足以支持高阶的统计分析，诸如问卷的建构效度检验，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探索等分析需要更大样本的支持。同时，研究二只对比了东干族和汉族被试，并未测量回族被试。对于东干族民族心理的研究而言，在对照组测量与其文化同源的回族对于了解穆斯林群体成功文化适应的经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在后续研究中，一方面应当扩大样本容量，积累更多的数据；另一方面也需要将文化同源的回族，甚至虽然并非同源却同为穆斯林的维吾尔族纳入被试选取的范围，这样才便于研究者对变量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并进而探索穆斯林群体的文化适应机制以服务于“一带一路”经济区的建设。

[1]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

[2]丁明俊：《中亚东干人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载《回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88-92页。

[3]杨文炯，张嵘：《跨国境遇下民族认同的讨论——以“东干”和回族为个案》，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6页。

[4]王超：《跨国民族文化适应与传承研究》，博士论文，2010年，陕西师范大学。

[5]Dyer，S.R.-K.，Tsibuzgin V.，Shmakov，A.“Karakunuz： An Early Settlement of the Chinese Muslims in Russia”.Asian Folklore Studies，1992，51（2），p.36.

[6]Allès，E.“The Chinese-speaking Muslim（Dungans） of Central Asia： a Case of Multiple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Context”.Asian Ethincity，2005，6（2），p.15.

[7]Allès，E.“The Dungans and the Marriage Ceremony： A case of multiple identities”.China Perspectives，2000，27（1），p.8.Dyer，A.R.-K.“Muslim Life in Soviet Russia： the Case of the Dungans”.Journal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1980，2（2），p.13.

[8]Dyer，S.R.-K.“The Soviet Dungans，the Muslims from China： Their Past，Present，and Future”.Monumenta Serica，1990，39（1），p.23.

[9]Yeoh，E.K.-K.“From Dungans to Xinyimin： China，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Changing Sociopolitical Fabric of Central Asian Republics”.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2015，1（2），p.59.Zhaparov，A.“The Issue of Chinese Migrant in Kyrgyzstan”.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2008，7（1），p.13.

[10]Laruelle，M.，Peyrouse，S.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Social Change，and the Chinese Factor.London： C.Hurst & Co.2012.

[11]Gladney，D.C.“Relational Alterity： Constructing Dungan（hui），Uygur，and Kazakh Identities across China，Central Asia，and Turkey”.History and Anthropology，1996，9（4），p.33.Gladney，D.C.“Nations Transgressing Nation- States： Constructing Dungan，Uygur and Kazakh Identities across China，Central Asia and Turkey”.Atabki and O'kane，Post-Soviet Central Asia，1998，p.318.

[12]Haarmann，H.“Multilingualism and Ideology： The Historical Experiment of Soviet Language Politic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1995，5（3），p.12.

[13]Allès，E.“The Chinese-speaking Muslim（Dungans） of Central Asia： a Case of Multiple Identities in a Chang -ing Context”.Asian Ethincity，2005，6（2），p.15.

[14]王伏平：《国内出版的研究东干族的三部著作》，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第3页。

[15]游婧悦：《西安地区东干族留学生学习动机调查及教学建议》，硕士论文，2015年，陕西师范大学。

[16]李亚晴：《初级阶段中亚留学生汉语补语的习得偏误分析》，硕士论文，2013年，兰州大学。

[17]樊进：《中亚东干族留学生汉语语序学习策略研究》，硕士论文，2012年，陕西师范大学。翟雪华：《中亚东干族来华留学生文化认同与汉语情感学习策略相关性调查分析》，硕士论文，2016年，新疆师范大学。(www.xing528.com)

[18]木丽德尔（Moldir）：《哈萨克斯坦留学生学习汉语习惯用语的偏误及教学方法研究》，硕士论文，2012年，西北大学。贺瑜：《东干族留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硕士论文，2012年，西北大学。苗东霞：《东干人的双语教学模式》，载《民族教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11-114页。

[19]海峰：《中亚东干族的双语化进程及其民族语言观的形成》，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35-138页。

[20]马婧：《东干族留学生汉语词汇学习策略调查研究》，硕士论文，2016年，西北师范大学。翟雪华：《中亚东干族来华留学生文化认同与汉语情感学习策略相关性调查分析》，硕士论文，2016年，新疆师范大学。张立群：《民俗在东干族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认同研究》，2015年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暨汉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兰州）论文。

[21]陈文英：《东干族留学生汉语代词习得偏误研究》，硕士论文，2016年，西北师范大学。李华：《中亚东干留学生笔画、笔顺习得调查的思考》，载《甘肃高师学报》，2015年第1期。徐超：《东干留学生习得汉语单字调与双字调的实验研究》，硕士论文，2016年，西北师范大学。周玥：《东干族留学生习得介词“给”“对”“为”偏误分析》，硕士论文，2016年，西北师范大学。

[22]丁宏：《从东干人反观回族的文化认同》，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47-52页。丁宏：《从回族的文化认同看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问题》，2005年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中国银川）论文。丁明俊：《中亚东干人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载《回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88-92页。胡玉芬：《中亚东干人的文化适应》，硕士论文，2013年，石河子大学。李如东：《地域观念与民族认同：以中亚回族（东干人）为中心的考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145-158页。 王超：《试论主流文化态度 对 少数族群文化适应的影 响 ——以中亚东 干人为例》，载《世界民族》，2012年第5期，第80-88页。闫丽：《对海外少数民族东干族华人的文化适应的研究》，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第141-142页。杨文炯，张嵘：《跨国境遇下民族认同的讨论——以“东干”和回族为个案》，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6页。

[23]翟雪华：《中亚东干族来华留学生文化认同与汉语情感学习策略相关性调查分析》，硕士论文，2016年，新疆师范大学。

[24]姜乾金，黄丽：《心理应激：应对的分类与心身健康》，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年第4期，第145-147页。

[25]姜乾金，刘小青，吴根富：《癌症病人发病史中心理社会因素的临床对照调查分析》，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年第1期，第38-42页。

[26]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增订版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杂志社，1999年版。

[27]Rotter，J.B.“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Journal of personality，1967，35（4），pp.651-665.

[28]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增订版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杂志社，1999年版。

[29]Rosenberg，M.，Suchman，E.A.，Goldsen，R.K.Occupations and values： Ayer Publishing.1980.

[30]Rosenberg，M.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1965.

[31]Rosenberg，M.Conceiving the Self.Melborune： Krieger.1986.

[32]Rubin，M.，Hewstone，M.“Social Identity Theory’s Self- Esteem Hypothesis： A Re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Clarification”.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1998，2（1），pp.40-62.

[33]Spielberger，C.D.，Gorsuch，R.L.，Lushene，R.E.Manual for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1970.

[34]郑晓华，舒良，张艾琳，黄桂兰，赵吉凤，孙明，徐丹：《状态-特质焦虑问题在长春的测试报告》，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年第2期，第60-62页。

[35]Gross，J.J.，John，O.P.“Revealing Feelings： Facets of Emotional Expressivity in Self-reports，Peer Ratings，and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7，72（2），p.435.

[36]辛自强，窦东徽，陈超：《学经济学降低人际信任？ 经济类专业学习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载《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1期，第31-36页。

[37]Matsumoto，D.“Ar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Mediated by Personality Traits？ ”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2006，37（4），p.421.

[38]Yong，L.Thinking Styles，Emotion Regulation，and Their Roles in Tibetan College Students' Acculturation.Doctor’s Paper，Hong Kong University.Hong Kong，China.2013.

[39]梁进龙，高承海，万明钢：《回族、汉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对自尊的影响》，载《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年第6期，第63-67页。赵燕，韦磐石：《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自尊与心理健康关系》，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92-95页。

[40]Schnittker，J.“Acculturation in Context： The Self-Esteem of Chinese Immigrants”.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2，65（1），pp.5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