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迎来深刻转型，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现行体制机制尚不能完全适应这个要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要素禀赋变化和比较优势转换的必然结果，是我国成长为中高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遵循。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更高要求，对打造更加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然而，现行体制机制尚不能完全适应这个要求，最根本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没有完全理顺，政府职能转变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比如，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仍然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偏爱”事前审批远甚于事中事后监管，一些行业特别是服务行业准入门槛很高；国企改革还不到位，一些国企在行业准入、资源获取、市场竞争、权益保护等方面享受隐性优待，导致创新动力不足、集约发展不够和市场竞争力不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比存在差距，原始创新受到抑制；融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形成长期困扰，不少外贸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要对标国际高标准，从政府、企业和市场等各个层面，建立健全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攻方向，但要素投入结构对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制约作用明显。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解决供给的“有没有”问题，但与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的要求相比，供给的质量和效益不高，需要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低层次供需平衡向高层次供需平衡跃升的关键时期，存在低端供给相对过剩，而中高端供给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供给是生产要素的函数，中高端供给能力不足源于优质生产要素投入不足。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和非一线城市企业，生产设备、技术和工艺水平与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同行相比差距明显，生产效率不高，竞争力不强。这个问题在不少大企业也同样存在。同时，虽然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急剧增长，但质量提高的速度远赶不上数量增长的速度，中高端服务人才仍相对匮乏，不能有效满足研发、设计、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护理等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需要。高速增长阶段“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中低端物化资本”的要素投入结构，已不能适应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要求，亟须转向“高素质人力资源+中高端物化资本”的要素投入结构，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坚实的要素支撑。

改革仍处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然而，各领域改革的非同步性明显，一些领域改革相对滞后，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利益格局相对固化的局面亟待进一步破解。比如，一些改革由被改革部门自身牵头制定和实施方案，部门利益掺杂成为改革不能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一些带有寡头性质的国有企业不愿开放市场；一些地方保护色彩浓厚等等。有学者总结了既得利益群体梗阻甚至消解改革的几种主要形式，包括“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替换性执行，搞“土政策”的附加性执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选择性执行，“阳奉阴违”的象征性执行，“左顾右盼”的观望式执行等等。这种既得利益固化的樊篱，成为影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因素。(www.xing528.com)

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构建，但开放的不平衡性依然明显，特别是内陆沿边成为对外开放的主要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开放，对外开放的战略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然而，开放的不平衡性仍十分明显，特别是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的差距有扩大趋势，广大内陆沿边地区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亟待巩固和提升。西部地区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20%的经济总量，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占全国的比重都不到8%。2013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在协同开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长三角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占长江经济带的比重仍在80%左右。如何突破内陆和沿边的区位制约，探索内陆沿边开放的有效模式和路径，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实现沿海与内陆沿边开放相协调，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