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挫折。美国现政府上台后,以逆全球化作为对外经贸关系的基本政纲,对我国发起疾风骤雨式的经贸摩擦,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争端也时有发生,正在导致经济全球化规则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多数国家利益,其深入发展大势不会根本动摇,但在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下,速度可能放缓、动力可能削弱、规则或将改变,国际经贸合作格局将进入艰难重构期,我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也会受到较大负面影响。
第四次工业革命孕育兴起,人类生产生活模式面临深刻变化。数字化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通讯、无人驾驶、虚拟现实、基因测序、新材料等领域互相交叉渗透,正在对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可能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重塑国家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乃至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组织形态将逐步由大型公司转向平台化、分散化和普惠化。从中观层面看,新兴产业将日益发展壮大,新技术广泛运用于传统产业领域也将推动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同时,全球价值链布局将深刻调整,技术和市场将取代成本成为价值链布局的决定性因素,拥有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的经济体将在吸引价值链布局方面掌握更多主动。从宏观层面看,与过去几轮工业革命相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达到空前程度,对全球就业市场的破坏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将推动财富向资本与技术加速积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伴的是重大机遇,但也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未知远大于已知。(www.xing528.com)
国际经贸规则存在调整升级的客观需要,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改革压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认为传统的以边境壁垒调整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无法解决边境后规制不一致的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钻了空子”,也导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承受了巨大损失。基于此,美国提出“竞争中立”,并期望通过TPP和TTIP引领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21世纪新议题的规则制定。美国现政府上台后,虽然退出TPP,但并未放弃推动国际经贸规则深入边境后规制的意图。一方面,美国现政府提出“公平贸易”,要求贸易伙伴遵循与美国同等标准的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否则就要实施单边制裁和霸凌。这种对等化要求,实质是对TPP原则的继承和强化。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2018年7月WTO关于我国的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中,就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产业政策、补贴政策等诸多议题提出质疑,关注的议题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客观地讲,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际经贸规则必然突破边境壁垒层面,要求各国国内规制一定程度的规范与统一。这是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迈向深入的必然要求。而美国作为对国际经贸规则影响力最大的经济体,其力推经济全球化规则变化,导致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较大的改革压力,更加广泛的边境后规制或将成为新一代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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