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君主专制是霍梅尼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巴列维王朝强力推行的世俗化改革固然给伊朗带来一定的发展，但是也引发许多问题。大量的石油收入并没有用于改善民生，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十分强烈，心理严重失衡。西方的世俗文化在伊朗风行，许多人以掌握西方语言、身穿西方服饰、遵从西方礼仪为荣，民众心中滋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自卑感和离异感。统治集团独裁专制，专横跋扈，特务组织无孔不入，民众毫无安全感可言。霍梅尼基于公平正义、法制和理性的伊斯兰政府的构想无疑成为集结民众不满情绪的利剑，直指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统治。
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初，霍梅尼在他的第一本政治性书籍《揭露秘密》中就尖锐地批评伊朗国内文化、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弊端。此后不久，他提出“反抗暴君是穆斯林的首要职责”的主张，在后来长达 40年的时间里，这一主张始终是他的政治斗争口号。[23]
霍梅尼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批判君主专制。一方面，他从宗教的角度论证君主制度和伊斯兰教不相容。他指出，伊斯兰教认为君主政体和世袭制是错误的和无效的。当伊斯兰教最初出现在伊朗时，拜占庭帝国、埃及和也门的整个君主政体已被摧毁，在先知写给拜占庭帝国皇帝和伊朗国王的问候信中，呼吁他们放弃君主制和帝制。[24]在《君主制与伊斯兰不相容》（The Incompatibility of Monarchy with Islam）一文中，他指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灾难是穆阿维叶篡夺阿里的政权，这导致美好的伊斯兰政治体系被失去伊斯兰特性的君主制所取代。君主制背离了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古代伊朗君主“王中之王”的称号是真主所憎恶的称呼。历史上，先知和宗教学者以反对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己任。现在，推翻国王的专制统治是穆斯林民众的义务和责任。[25]另一方面，他从世俗的角度谴责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不得人心。他指责巴列维王室挥霍无度，肆意花费，以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为代价，把伊朗推向灾难的境地；官僚机构臃肿，办事风格拖拉，官员喜好公费旅行，加重了民族的灾难。[26]1971年，巴列维国王举行君主制确立 2500年庆典，霍梅尼指责国王此举是“无耻的挥霍”。[27]他谴责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者：“他们是暴虐无人性的，他们为了卑鄙的、罪恶的目的，以及为了攫取统治权和满足他们的个人利益，总是肆无忌惮地犯下许多罪恶和（做出）背叛真理的行为。”[28](www.xing528.com)
在反对君主制的同时，霍梅尼主张依据公正和法制的原则建立伊斯兰政府。他强调，为了千百万人的幸福，必须推翻压迫民众的政府，建立伊斯兰政府。他指出，伊斯兰法律、信士的长官和先知的实践、《古兰经》的条文和“圣训”，所有这些都表明：建立伊斯兰政府是必要的。[29]他认为伊斯兰政府不同于现存的任何政府。它既不暴虐，也不专制，它是宪政的。它是基于法律和大多数人意见基础上的宪政政府，是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宪政政府。[30]“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政府是神圣的统一体，它们的现实保证了今世的昌盛和后世的幸福。它能够消除不公平、专制、暴虐和腐败，它能够帮助人类达到最高目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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