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统治阻碍伊朗政治发展

立宪革命结束之后，伊朗内忧外患的局面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日益加剧。军旅出身的礼萨汗（Reza Pahlavi Khan）在外国势力与国内大地主、部落首领、军事将领的支持下于 1921年发动政变，掌握实权，1926年正式加冕称帝，建立巴列维王朝。礼萨汗在其统治期间主要有两个目标：加强和扩大中央集权，推动现代化和工业化改革。[9]礼萨汗推行的民族化、现代化的改革有力地改变了伊朗积贫积弱的社会面貌，使伊朗初具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正如巴列维国王在回忆录《我对祖国的职责中》中所言：“我父亲没有使伊朗脱离世界文明而最后落得默默无闻。相反，他使我们注意到西方世界和它的文明。正是他引导伊朗人民走向民族生活的新时期。”[10]然而就政治发展而言，礼萨汗推崇权力政治，独断专行，凭借强力维持专制统治。他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对各种反对势力予以无情的镇压，甚至在库姆大清真寺公开鞭打、侮辱反对世俗化改革的什叶派教士。对于威胁其统治权威的行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都严厉镇压。对来自妇女的批评和持不同政见的女性也没有额外宽容，而是极力镇压得罪过他的妇女组织。[11]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礼萨汗个人的威望，他统治期间尚未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民众心中的不满情绪却日甚一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对伊朗实行分区占领，1941年礼萨汗被迫退位，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uhammad Reza Pahlavi）继位，伊朗的内政外交完全为盟国战略服务，政治民主化改革自然无暇谈及。战后，随着外部势力撤出，巴列维国王艰难地渡过摩萨台（Muhammd Mussadiq）“石油国有化”运动带来的危机，于 1953年掌握国家大权。掌握实权的巴列维国王一方面继续推行其父亲西方化的现代化改革，试图通过经济发展为专制统治赢得统治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维护专制统治。他曾坦言：“伊朗宪法没有规定国王承担任何具体的责任，这是非常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其用意在于让国王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必像内阁诸大臣那样对议会负责。”[12]在他 统治时期，立宪 君 主有名 无 实，宪 法 成为一 纸 空文，议会成为 橡皮图章，庞大的官僚机构、装备精良的军队、萨瓦克（“国家安全情报署”简称）是维护其专制统治的三大支柱。[13]一些不满的教士用“外国控制”“独裁”和“不公正”来概括伊朗人民遭受的困难。[14]

霍梅尼对巴列维王朝的独裁专制和高压政策十分愤恨。20世纪 30年代，他在诗作中曾写道：“礼萨汗的残暴向谁诉说？人民的心声已被禁锢，我们只有用全部精力，才能将其挣脱。”[15]1941年通过《揭露秘密》（Kashf al-Asrar）一书，他强烈地反对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和专制主义统治，主张政府应该依据“真主的法度”和“人民的需要”行事。到 20世纪 40年代后期，霍梅尼反对国王的立场已经家喻户晓。[16](www.xing528.com)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用“国王的困境”来描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君主制国家政治体制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们必须集权于君主以图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集权却又使扩大传统政体的权力和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集团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17]从礼萨汗时代开始，伊朗的城市中产阶层已经逐步壮大。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民主化改革已经势在必行。遗憾的是国王不仅拒绝民主化改革，而且变本加厉地维护专制统治。如此一来，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统治便成为伊朗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一场政治变革迫在眉睫。适逢其时，霍梅尼利用伊斯兰话语，举起反对君主专制的旗帜，成为公众心目中反对国王暴政的民主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