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俄化政策在中亚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文字上产生的影响

中亚诸国语言政策的变化，是东欧剧变影响中亚诸国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的直接产物。这种变化，是中亚诸国为适应本国政局突变而被迫对语言政策做出的被动的、非自愿的调整，因此对各国人民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是复杂、深远而难以预知的。

首先，各国语言政策的变化强化了中亚诸国主体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这也是各国制定其语言政策的最重要的考量。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纷纷宣告独立，其首先面临的就是迫切希望树立独立国家的形象，并以此来凝聚人心，增强国家向心力，争取国民对新政权的拥护。将主体民族语言提升为本国的官方语言，将西里尔字母改变为拉丁文字母，在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同时实施“去俄化”政策，割断俄语与各国语言之间的脐带，成为中亚国家在制定宪法和国家语言政策时不约而同做出的选择。如果仅从这个维度来评估自苏联解体后 20 余年中亚各国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很显然已基本达到了这些政策设计的初衷：各国主体民族语言在法律上和教育上的地位在显著提升，各国语言政策在国家建构和树立独立国家形象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国的主体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都得到了显著的强化，主体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也在显著增强，而俄语在中亚各国法律上的地位不断被弱化，俄语学习者的数量和俄语使用人口都在持续下降。

但是，任何一个语言政策的实施，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将对一个国家语言生活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中亚各国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本国语言政策采取激进而强硬的“休克疗法”，力图从根本上斩断俄罗斯语言文字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对本国人民语言生活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引起短时期的“阵痛”。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各国主体民族语言显著提升，独尊独大，造成了中亚各国各民族语言之间新的不平等，成为各民族矛盾激化的诱因之一。苏联解体后各国所实行的以主体民族语言为国语的语言政策，打破了以前俄语一统天下的格局，使五种主体民族的语言处于特殊优越的地位，但整个中亚地区还有 46 种非主体民族语言，这些语言失去了苏联时期的民族语言政策的保护，其使用与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这又导致了新的语言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首先表现在主体民族语言和俄罗斯语之间。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俄罗斯人的地位发生了剧变，尤其是在国籍和俄语地位问题上，俄罗斯人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发生激烈冲突，有些甚至演变为流血事件。其次，中亚其他非主体民族关系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如哈萨克斯坦东部楚河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地区的乌兹别克族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的塔吉克族人等等。这种非主体民族大聚居的基本格局构成了中亚各国主体民族政体和民族关系的重大隐患，而各国语言法的出台则对这种紧张关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变化无常的文字书写系统造成中亚各国文化传承的混乱和断层。中亚各民族语言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因此需要借用其他文字系统。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都在这片大陆上留下了文明遗产。19世纪中叶和 20世纪初，沙俄和苏联都在中亚地区强力推进俄语化进程。1926年3月在巴库举行的第一次全苏突厥学代表大会决定，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中亚开始了民族文字的改革工作。中亚各国标准书面语采用了拉丁化的民族文字。20世纪 20年代末期至40年代初，在全苏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中亚民族文字由斯拉夫字母代替拉丁字母。截至1940年，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民族语言完成了由西里尔字母代替拉丁字母的进程。可以说，在过去的 100年里，基于西里尔字母的各民族文字在普及教育、培育精英阶层以及传承本民族文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有些民族的形成都是处在俄语环境中的，是与西里尔文字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有关哈萨克斯坦历史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俄罗斯研究员阿列克谢·列夫伸用俄语所著，他被哈萨克斯坦人称为“哈萨克民族的希罗多德（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正是他首次在《关于吉尔吉斯、哈萨克民族命名及其与原始突厥民族之间的区别》一文中，以“哈萨克”一词为哈萨克民族定名，并给出详细注解。而且哈萨克斯坦的第一批详细地图也是由俄罗斯学者编制，数十名俄罗斯研究人员联合几位他国的研究员共同用西里尔字母为地图做了标识，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最初都是使用西里尔文字的。鉴于这种在历史文化上与西里尔文字的不可割舍的关系，中亚推行的去俄化、拉丁化文字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以西里尔文字记录的本民族文化的舍弃和断裂。根据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科学委员会 2007年提交的《关于哈萨克语文字转用拉丁字母的初步分析报告》，哈萨克斯坦需要花 20～30年来翻译以西里尔文字记录的哈萨克文学、民俗、科技及文化遗产等方面所有经典作品，采用拉丁文字系统的中亚国家也面临类似问题。(www.xing528.com)

三是由于语言环境恶化而引起各国操俄语的精英人才大规模外流。俄语在苏联解体以前曾是中亚各国的官方语言，精通俄语既是民众通过求职升迁向上流动的工具和媒介，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的身份标志。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地区以俄罗斯人为代表的欧洲民族爆发了移民潮，其主因在于中亚国家独立后上升的民族主义使俄罗斯等民族的地位下降及俄语的语言环境不断恶化，使俄罗斯族和其他俄语居民感到强烈的民族文化不适应，因为不懂“国语”，他们在中亚地区的职业前景黯淡，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从而引发以俄罗斯为主要迁徙地的大规模移民潮，严重 影响中 亚国家 劳动力 资源的 发展质 量，造 成社会 生产各 部 门专 业 技术 人 才的 短缺，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及政府管理等领域造成不利影响。

四是导致短时期教育质量下滑。苏联时期中亚国家实行的俄语与本族语共存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俄语化”的双语化政策，俄语和本族语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指出，民族语言主要被用于保护、传承和发展当地及本民族文化，其使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而俄语则是用于记载和诠释马列经典、政治、经济、文学、军事、工业、科技、教育、传媒等公共领域里使用的唯一语言，主要承担强势语言和通用语言的功能，被赋予高于其他民族语言的至尊地位。在这一政策执行的数十年里，本族语和俄语这种功能分工在中亚各国语言生活中不断固化和强化，乃至于苏联解体开始实施去俄化政策时，中亚各主体民族语言缺乏完备的科技和学术话语方式以及完备丰富的规范词汇和标准术语系统，来表达科技、学术、教育等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与进步。同时，操民族语言的师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填补去俄化运动造成的巨大的人才缺口，用本民族语言编写的教材质量也与长期使用的俄语教材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因素叠加起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以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教育质量大幅度降低，迫使更多的家长把孩子重新送入俄语学校。

总之，苏联解体后 20多年，中亚各国通过“去俄化”语言政策，成功地提升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地位，并借此来建构国家，树立独立国家形象，凝聚民心，促进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去俄化”是在东欧剧变特殊背景下中亚各国被迫做出的语言政策调整，是民族主义思想驱动下所做的比较激进的语言政策选择，这也是有些中亚国家出现俄罗斯语回潮，并需要不断修正、调整语言政策的原因所在。从总的趋势上看，中亚各国“去俄化”语言政策实施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语仍将在中亚各国被广泛使用，这是中亚各国语言从居强势地位的俄罗斯语中独立出来必须经历的“阵痛”。从长期来看，去俄化和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化的总体趋势已不可逆转。

[1]武和平，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韩苗苗，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