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网络关系的调整：面对丝绸之路计划的新课题

1917年不仅被苏联史学家视为本国历史的新起点，也被他们认为是世界史的新开端。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之分裂为两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两个“体系的共处和斗争，决定了战后（World War I）时期全世界历史过程的基本内容”。[38]事实上，除共处与斗争之外，苏联在某些时期也试图与“资本主义体系”合作。[39]反过来，认为当前中亚的前景是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也不切实际。[40]苏联时期，中亚社会的各种网络及其与外界联系虽然有了新变化，但不意味着此前的网络系统完全崩溃，更不意味着苏联把中亚带入了一个封闭体系。在当前的中亚社会网络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苏联时期（甚或更早）的“遗产”。

中亚各层级的网络关系早在 1917年前就已经奠定。首先，中亚社会内部以部落原则为基础的网络依然有效。俄国征服者试图用其任命的俄罗斯总督取代部落首领权威的努力并没完全成功。虽然其时中亚诸社会“随着尚武习俗的终止，大的氏族集团丧失了自己从前的影响，但小的氏族单位却并非如此”。[41]其次，历经“突厥化”“伊斯兰化”与“俄罗斯化”的中亚社会已和欧亚大陆的突厥语民族、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建立了广泛联系。另一方面，中国历朝和中亚诸国的贸易、文化互动鲜有中断；19世纪末，部分维吾尔人和回民从新疆喀什噶尔与伊犁迁入中亚，这使该区域“除了通过俄罗斯人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了远东文明的影响”。[42]中国移民的到达不仅使中亚的农耕文化得到发展，而且也使之与中国建立起（贸易和文化网络外）以亲属制度和地域关系为基础的联系。[43]此外，俄国与英国、清政府在中亚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中亚被裹挟到以“条约体系”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之中。[44]不难看出，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中亚诸社会已经主动或被动嵌入现代世界各层级的网络中，彼此交错的网络使中亚诸社会与欧亚大陆及更远地区成为彼此关联的整体。

苏维埃政权获取中亚后不得不在既有网络基础上建构“新网络”。首先，早在 19世纪末，“俄罗斯文化管理机构就通过邮局、电报局和铁路把中亚与知识文明的世界联系起来”。[45]苏联继承了沙俄在中亚建立的通信、交通网和区域分工格局，在此基础上建设了更多的交通和通信设施；与沙俄一样，苏联也将中亚建设为棉花和畜牧产品供应基地。[46]其次，苏联建立了金本位的货币体系，[47]这不仅统一了其内部诸共和国的货币符号，也使之加入了国际货币体系。在“旧网络”基础上构建的“新网络”加强了欧亚大陆不同区域的联系（统一的货币符号、较为便利的交通网络使跨越 欧亚 大陆 2240.22万平 方千 米的 苏联 境内 的人 与物 流动 更为 通 畅）。 但 需 指 出 的是，20世纪 20年代苏联的民族识别、民族国家划界、欧洲部分向中亚的移民及对伊斯兰教采取的消极政策等不仅改造了中亚社会的内部网络，也使之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受到了负面影响。

即便如此，中亚诸社会与世界其他区域的联系并没中断。首先，基于亲属制度和地域联系的跨国民族互动仍在继续。其次，中亚诸社会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也没完全中断。一方面，如前文论及的那样，伊斯兰实践在苏联并非完全被禁止，另一方面，出于对外关系的需要，苏联有时也许可境内穆斯林与穆斯林世界有所联系。[48](www.xing528.com)

苏联 解体 后中 亚 诸 社 会 的 不少 “新 联系 ”仍 然以 “旧 网络 ”为 基础。从 纵向看，中亚诸民族的部落关系贯穿于沙俄、苏联和当前中亚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只不过不同时期具体表现不同而已。从横向看，虽然当前不少跨国民族是苏联 20世纪 20年代民族国家划界的结果，但中亚与周遭国家的跨国民族关系在沙俄和苏联时期即已存在。从中亚与欧亚大陆的关系来看，“独立国家联合体”（CIS）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苏联时期欧亚大陆的网络联系。“独联体”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合作，也确实采取措施使人与物得以更好地流通。如“独联体”国家大多使用俄语作为官方语言，相互间免签护照，给予部分跨国民族双重国籍（如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人）等。此外，当前中亚各国与其他区域的突厥语国家以及穆斯林世界的“新关系”延续了苏联成立前就已建立的关系网络。从地缘关系来看，当前中亚的“大国博弈”与 19世纪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有相似处。不同的是旧的两国角逐变成多国制衡（尤其是欧盟、土耳其、中国、巴基斯坦、印度、日本等在中亚的影响逐渐增强之后），呈现出大小“博弈”交织的局面。[49]

当然，目前中亚各种网络关系中也并非没有“新元素”。首先，新的民族国家以独立身份参与到世界体系之中，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共同编织全球网络。其次，中亚各国因资源、跨界民族问题等而爆发的冲突不再新鲜。[50]再次，在中国政府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中亚地区如何参与此项计划，如何处理随之而来的人与物的流动以及调整其网络关系成为各国所需面对的新课题。显然，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协调不同网络间的关系，规避政治经济过程中的民族、宗教与文化冲突有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