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社会的制度与观念延绵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陆续爆发无产阶级革命。1918年，中亚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7]截至1924年，中亚出现了土尔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隶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花拉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和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三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和国。同年（1924），中亚进行民族国家划界，而到 1925年5月，该地区共建立了三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一个自治区（隶属俄罗斯联邦的卡拉吉尔吉斯）。[8]1929年，塔吉克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1926年，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区改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36年升格为加盟共和国。[9]至此，中亚共成立了五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与其他加盟苏联的共和国一样，中亚五国也经历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过程，并成为苏联重要的棉花、有色金属、畜牧产品供应地。[10]除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变革，中亚诸民 族的部 落制度、宗教 生活等 也受到 有 计划 的 改造。 在农 村，新的 基层权 力组织，文化机构（如俱乐部、乡村图书馆、文化宫、电影院）和学校、邮局、澡堂、商店等被建立起来。城市通常被按照工作区、生活区来规划建设，类似于农村，但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公共设施被建立起来，广场和公园成为主要的地景。

生产方式的改变与新建筑景观的建设都旨在改造“旧社会”的制度与观念，这种大规模改造也的确使不少人相信中亚诸民族告别了“旧社会”。在观察到 1991年后中亚诸部落为获取更多议会席位而团结起来相互竞争，穆斯林公开举行礼拜，操突厥语的民族表达对俄语文化的不满等“新现象”时，部分学者常使用“传统复兴”“伊斯兰复兴”“民族主义兴起”等概念对之进行解释。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对中亚诸社会的影响不言自明，但如果说在此过程中“旧制度”完全被革除却有违事实。前述“新现象”的涌现恰好说明某些制度与观念在中亚诸社会的延续。

1.部落制的延续

敏锐的学者早已发现，部族主义在中亚政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很多政治冲突与中亚部分民族的部落认同有关。[11]类似现象在苏联时期也不罕见。在总结诸“民族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期间（1926—1928）的成绩时，苏联历史学家就发现，因改造“旧制度”的任务没有完成，中亚地区的工业化成就并不理想。故此，他们认为“中亚细亚各苏维埃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在这时首先努力消除农村中半宗法制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并提高农业”。[12]部落原则在中亚最大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为明显。在哈萨克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施行的土地改革中，官方在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对当地民族都做出了让步，“因而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是根据氏族的原则建立的”。[13]尽管此后部落组织受到改造，但它仍在哈萨 克 斯 坦 人 民 的 政 治 生 活 中 发 挥 作 用。 在 库 纳 耶 夫（Кунаев，Динмухамед Ахмедович）当总书记的时代（1962—1984），苏共中央为保持政局稳定不得不平衡哈萨克斯坦大中小三玉兹（三部落）之间的关系。在长达 22年的时间里，其“政治最高层的人选结构一般为：总书记由来自大玉兹的库纳耶夫担任；第一书记一般由苏共中央选派的斯拉夫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由中玉兹阿尔根部落的成员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由来自小玉兹的 C.尼亚孜科夫（C.Ниязбеков）担任。苏共中央通过高层职位人选的确定，尽可能维持哈萨克各玉兹之间的力量平衡”。[14]类似情况在苏维埃时期的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加盟共和国中也不难发现。[15]部落制度在苏维埃政治生活中的延续可见一斑。

2.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集体农庄

在苏联时期的乡村社会生活中，亲属制度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基础，集体农庄很大程度上是以亲属制度为原则组织起来的。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集体农庄或村落中，亲属制度成为其社会组织的基础。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一种以男性亲属为主的社会组织依拉特（Elat）成为集体公社的基础。[16]亲属制度作为集体农庄社会基础的现象在苏联东干人（中亚回族）聚居地也不罕见。“从东干集体农庄的组织形式 来 看，或 一 个 东 干 乡 庄 组 织 一 个 集 体 农 庄 …… 或 一 个 东 干 乡 组 成 几 个 集 体 农庄。”[17]笔者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列克山德洛夫卡（Александровка）东干村实地调研时也了解到，苏联时期该村虽实行集体公社制度，但原有的家庭结构并没有被破坏，多数东干人家庭仍维持着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即扩展家庭）结构。

显然，苏联解体后中亚社会很快建立起“新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与其“旧制度”的延续有关。除部落与亲属制度外，也有其他社会组织从苏联时期延续到了当前中亚社会。在乌兹别克斯坦，传统社会组织马哈拉（mahalla，махалля）虽几经改造，但仍以不同形式在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18]很多穆斯林民族的命名制度也得到延续。[19]在东干人中，除穆斯林的命名制（即经名）被延续外，源自中国的姓名制度也被人们继续采用。[20]

同样，苏联建立起的某些制度也并非在 1991年苏联解体后便灰飞烟灭。笔者调查发现，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中小学仍然保持与苏联时期相同的学制；很多农村仍在使用苏联期间修建的乡村俱乐部与图书室。丁宏的研究则显示：“苏联解体后，独联体（CIS）各国私有化发展迅速，但几个著名的东干乡庄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集体经济。”[21]曾做过集体农庄领导者的某位东干老人告诉我，苏联解体后，集体农庄在吉尔吉斯斯坦延续了 8年，直到 1999年才结束；他自己购买了集体农庄的某些土地和设施，以（联合）家庭为单位，重建了一个小农场（Kolkhoz）。[22]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老人依然沿用 Kolkhoz（集体农庄）来称呼自己的私营农场。这多少提示着Kolkhoz 在人们的观念中的确留下了痕迹，而类似现象在中亚诸群体的民族观与宗教信仰中也可发现。

3.纠结的民族观

苏联成立后曾在中亚进行民族识别与民族划界工作，这些事项对中亚诸族的民族观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将之与当前中亚的民族观念置于过程和整体语境中考察无 疑有助 于理解 中亚各 主体民 族的民 族观念 中所呈 现 出的 部 族主 义、民 族 主义 和“泛突厥主义”[23]纠缠交错的现象。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人民都加强了民族意识的形塑，强调各自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中亚五国官方无一例外都强调对主体民族历史文化的继 承；[24] 各 国宪法 都 将其主 体 民族语 言 定为国 语，加强 教学和普 及力度；[25]与此 同时，突出民族内部差异的部族主义、地区主义和强调各操突厥语的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泛突厥主义”在中亚也依然有市场。[26]这种纠缠交错的民族观与苏联对中亚诸群体观念的政策干预不无关系。(www.xing528.com)

首先，如前文指出的那样，部落是中亚诸民族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与之相应的部落观念是其群体认同的基础。20世纪 20年代苏联在中亚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国家划界人为地切割了诸部族之间的联系，并重组了人们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些举措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民族边区”，但也为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民族主义之根。[27] 其次，苏联对“泛突厥主义”的态度首尾不一，内外有别。苏联建立初期，为争取突厥语民族的支持，苏维埃政权对中亚“泛突厥主义”采取容忍态度，随着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推进，则开始竭力消解它的影响。[28]民族划界在当时对削弱中亚“泛突厥主义”多少起了作用，但就在民族划界之后的 20世纪 30至40年代，苏联积极支持了“泛突厥主义者”参与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可见，20世纪 20至40年代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及其对“泛突厥主义”的选择性干预与当前中亚各国 主体民 族纠结 的民族 观之形 成不无 关联。 这种交 织诸要 素 的民 族 观在 中 亚回 族（东干人）的观念中也不难发现。苏联民族识别之后，官方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境内少数民 族语言 文化发 展的政 策，在 此语境 中，东 干 人的 地 域观 念 逐步被 提升为 民族观。但在苏联解体后，随着民族政策的改变及民族主义语境的变化，东干人的地域观重新被释放出来，从而使其民族认同呈现出地域与民族观纠缠交错的状态。[29]

4.伊斯兰实践的公开化

苏联时期，官方对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各宗教均有限制。1917年到 1918年颁布的《土地法》《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以及《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的法令》等逐渐收缴了教会、寺院的土地，取消了东正教对其他宗教的特权，确立了国家与教会分离等原则。[30]作为苏联的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自然也免不了被苏联官方管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实践在苏联销声匿迹。

首先，苏联官方在不同时期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不同，有抑有扬。1928年以前，苏联官方对中亚伊斯兰教的政策相对温和，但 1928年，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兴起了反伊斯兰运动，并持续 到 1941年；随着希特勒进攻苏联，斯 大林又开始放宽宗教政策，目的是团结中亚穆斯林民族抵抗德国进攻。1959年，赫鲁晓夫又发起了第二次反伊斯兰运动，到 1965年，“苏联清真寺估计只剩下 300～400 个”。[31]戈尔巴乔夫执政（1985年3月）后，在“民主化”与“公开性”原则的导引下，伊斯兰教义与仪轨被公开学习和实践，不少被毁弃的清真寺重新被修复，国际穆斯林的动态不再遥不可及，很多青年对伊斯兰表现出极大兴趣，部分宗教组织对政治活动也有不同程度的参与。[32]

其次，苏联官方成立相应的机构来管理伊斯兰教，其目的虽是限制宗教活动，但也使伊斯兰实践在苏联得以延续。当时，“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宗教理事会”（设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苏联欧洲地区和西伯利亚穆斯林宗教理事会”（设于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乌法），“北高加索和达格斯坦宗教理事会”（设于达格斯坦共和国马哈奇卡拉），“南高加索穆斯林宗教理事会”（设于阿塞拜疆巴库）等四个宗教机构分别管理相应区域的宗教事务。[33]此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布哈拉两座城市各保留了一所宗教学校；宗教管理机构还针对精英人士印刷了部分宗教手册。[34]

在民间，“地下宗教活动”从来就没停止过。有学者观察到，不公开的“私人学校、古兰经学校、非官方神职人员、苏菲派兄弟会”等开展的“地下伊斯兰教活动伸向苏联各个角落。在这个伊斯兰世界有一千个地下清真寺，他们训练儿童——下一代的真正信仰者”。[35]吉尔吉斯斯坦部分东干老人的访谈资料也反映了当时“地下宗教活动”的某些样貌。某位 20世纪 60年代从中国迁居吉尔吉斯斯坦，现年81 岁的老阿訇回忆道：[36]

我刚来的时候（1962年），这个地方（苏维埃联邦吉尔吉斯斯坦加盟共和国）的穆斯林，喝酒的、抽烟棒子（香烟）的、浪婆娘的……啥人（什么样的人）都 有。我 一看 不对 劲，赶紧 把他 们收 起来 教（古兰）经。当 时 官 家（政府）不让教经啊，我不管这些，冒着风险教他们。一满（总共）我教了 3000多学生，做了阿訇的有 50多个，哈子（现在）还在做阿訇的有 10多个。

不难看出，伊斯兰实践在苏联虽受到某些限制，但对穆斯林来说，这改变的只是他们的宗教生活方式，而不是信仰。“伊斯兰复兴”（Islamic Revival）这样的词汇在被用来描述苏联解体后中亚穆斯林的伊斯兰实践时确有其限度。20世纪 80年代，当部分学者使用“伊斯兰复兴”来描述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伊斯兰教状况时，就有中亚研究者回应道：“这显然是误解了情境：没有证据表明苏联穆斯林比现在更不投身于其信仰。”[37]苏联官方虽压抑伊斯兰教，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时期穆斯林的伊斯兰实践已然绝迹。虽然伊斯兰教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如践行“五功”、学习或诵读《古兰经》、女性戴头巾等）被禁止，但当人们还以穆斯林来表述其身份时，作为信仰，它就仍然存放在他们心中。需注意的是，1991年后，中亚各国虽然修复或新建了大量清真寺，宗教组织也日益增多，部分国家领导人公开表示支持伊斯兰教发展，但政教分离原则仍被其作为立国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