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葡萄纹艺术与文化审美的繁荣

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说：

唐朝势力迅速扩张到了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地方，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内变得家喻户晓了。甚至到了唐代，葡萄在人们的心目中还仍然保持着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在几百年中，一串串葡萄一直被当作外来装饰的基本图样而在彩色锦缎上；而在唐镜背面的“古希腊艺术风格”的葡萄纹样式，则更是为世人所熟知。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罗马人、大食人以及西域的回鹘人等，全都以精于栽种葡萄和善于饮酒而知名。[22]

图8　穿枝葡萄纹

唐初期，敦煌莫高窟第334窟彩塑佛弟子袍服纹样

唐代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与外国的交流也更加频繁，人们在饮食起居、衣冠服饰等方面处处追求“胡”风，“葡萄”一词，乃至葡萄纹饰开始广泛地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如，山西太原虞弘墓的汉白玉石椁浮雕，雕刻有胡人男子以脚踩方式挤葡萄以得到原汁供酿造的画面。葡萄纹广泛出现在唐人的衣饰及织物上。如，新疆尼雅出土有鸵、马、葡萄纹绮，阿斯塔那墓出土的白地葡萄纹印花罗，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葡萄唐草纹绫，敦煌莫高窟第334 窟彩塑佛弟子袍服上的穿枝葡萄纹（图8），其图案结构均由一个中心图案向四方对称延续，构图丰富饱满、卷曲流畅、活泼优美。唐人诗词中的“夜裁鸳鸯绮，朝织葡萄绫”“带撷紫葡萄，跨花红石竹”都是形容织锦上华美的葡萄纹样。杜甫乾元二年在秦州作的《寓目》中说：“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恰恰说明了“葡萄”“苜蓿”等外来物产分布之普及，印证了唐人对“胡风”的青睐与推崇。在唐人衣饰中有一种藤蔓式的葡萄带，是当时胡人起舞时常用的一种飘带。李端有诗《胡腾儿》云：“胡腾本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此期葡萄纹出现了新的特征，开始摆脱原有的宗教象征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富丽的装饰纹样大量地出现在金银器上。如，陕西省蓝田县杨家沟出土的唐鹦鹉葡萄纹云头形银盒（图9），银盒呈云头形，扁身。盒面饰鹦鹉葡萄纹，外壁为一整两破式的海棠纹二方连续图案。环绕的葡萄藤蔓间饰以成对的鹦鹉及累累果实，纹饰凸起于盒面，银盒盒面以一串果实为中心，左右各有一鹦鹉相对而立，周围以缠绕的藤蔓围成花环状，组成八个相环绕的单元，纹饰华丽而疏朗，流畅且清新。这种装饰纹样的图式源于古希腊时期卷须饰，“卷须饰从它固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它以最大的自由演化”，“装饰图案还是从一个明确的点上开始，但这个点不一定是其他东西都围绕的中心点。相反，卷须饰可以从起点出发，非常自由地、对称地向左右展开，随着需要装饰的空间上下移动……当动物被吸收入较大卷须装饰之中时，它们的结合便显得十分美妙、充满幻想”。[23]这种“自由演化”的葡萄蔓枝装饰与神兽、莺鸟等动物的结合，构成了唐代铜镜装饰的主要题材。

图9　鹦鹉葡萄纹云头形银盒

高 2 厘米，陕西省蓝田县杨家沟出土(www.xing528.com)

唐代铜镜是葡萄纹的应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飞禽走兽、植物花卉纹饰装饰的铜镜是此期葡萄纹镜中重要的一类镜，不仅出土数量较多，而且纹饰精美，变化多样。其中，以葡萄和瑞兽相结合作为装饰的铜镜被称作瑞兽葡萄镜或海马葡萄镜，是唐代铜镜最引人注目的镜类，主要流行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24]其形制主要为圆形，少量呈方形、菱花形，镜背纹饰系高浮雕，主题图案以葡萄和瑞兽组成，分内外两区，内区主要为数只海兽相互追逐嬉戏，海兽之间为蔓枝葡萄的叶子和果实，外区主要为飞禽葡萄蔓枝的叶子和果实。孔祥星先生与徐殿魁先生在其各自著述《中国古代铜镜》与《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中均使用“瑞兽葡萄镜”这一名称。原田淑人在《关于海兽葡萄镜》中提出，这种葡萄镜的纹饰配置“是把六朝末年在中国已经流行的葡萄纹样与四神十二辰镜或四兽镜、五兽镜、六兽镜等纹样结合起来，将他们自由变化的产物”。[25]自秦汉以来，中国铜镜广泛流行羽人、瑞兽、四灵等祥瑞纹饰铜镜，铜镜背面纹饰分三圈五圈不等。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社会享乐之风的漫延，铜镜纹饰日渐华丽。这种分层排列的构图形式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铜壶纹饰上，在汉代墓室壁画、画像艺术、漆器、青铜器装饰纹饰上极其常见。

笔者以为，瑞兽葡萄纹镜装饰图案的来由，应是如原田淑人所论，是将“保持着与西方的密切关系”的葡萄纹饰与传统神仙思想中象征奇异的瑞兽相组合，以寄寓祈求祥瑞之意。故而，在宋代徽宗敕撰、王黼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中将其称之为“汉海马葡萄鑑”“唐海兽葡萄鑑”等，这称呼中显然夹杂着宋人对异域的浪漫想象。这种瑞兽亦并非是“一种以狮子为原型的动物”[26]。就其实质，仍属于传统的祥瑞纹饰的变体与延续。瑞兽葡萄镜厚重的镜体上用浮雕手法饰以繁密的纹饰，显现出唐代丰满华丽的审美情趣，富足强盛的经济水平。葡萄不仅果实“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27]因与瑞兽的组合，使其也具备“吉祥”“祥和”之寓意。

李永平先生曾指出瑞兽葡萄纹铜镜深受外来葡萄纹样的影响，“东罗马银盘与唐代镜在纹饰风格上有惊人相似处，这种纹饰的主体即葡萄枝蔓”[28]。但若将东罗马鎏金银盘与甘肃省博物馆藏瑞兽葡萄纹镜中的装饰纹样相对照（图10），虽同为满饰浮雕花纹，但仍存在一定差异。鎏金银盘纹饰分外圈、内圈、中心三部分。外圈饰 16 组相互勾连的葡萄卷草纹，配置均匀而有规律，其间栖缀鹦鹉、蜥蜴、夜莺、蜜蜂、蜗牛、蛇等 29 个动物；中圈呈环带状，外缘饰连珠纹，内列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头像，每个头像左侧饰有鸟及其他动物；盘中心部分为一直径约 9.5 厘米微微凸起的圆域，图案为倚坐于狮豹类猛兽背部的酒神狄俄尼索斯。[29]其外圈葡萄蔓编织成繁缛而有序的图案，纹饰华丽而富有韵律，其间虽穿插虫、鸟、动物等，银盘主纹饰和葡萄纹饰是一个整体，呈现出自中心向外辐射的形式，以突出酒神崇拜这一主题；而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瑞兽葡萄纹镜，镜背以偏外近中处一周高竖的圈档分为内外两区。伏兽钮，伏兽形体丰腴，肢体结构明显，肢爪劲健，背脊高耸，眼目犀利，造型巧致。腹下穿孔；内区八只海兽在葡萄蔓枝、果实间或驻足或匍匐或就地打滚仰面朝上或戏耍打闹，姿态各异。瑞兽皆立体感强，神态刻画细腻，形体丰腴。外区靠镜缘有一圈细轮脊，再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一周葡萄果实叶蔓缠绕，表现出一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田园风光情景，数只走兽和飞鸟、水禽掩映在葡萄枝蔓及叶子与果实之中，瑞兽丰满灵动，雀鸟翎羽飘逸，翱翔盘旋，姿态娴雅，果实堆砌，枝条漫卷，花叶铺陈，充满生命力的葡萄枝蔓及叶子与果实尽显优雅秀巧之美；最外圈施以一周细密二方连续的叶蔓纹。就其纹饰组织结构而言，以瑞兽为主体，瑞兽镜钮为中心，自内向外，有序环以瑞兽、飞鸟、水禽，葡萄纹虽间杂其间，仅仅做以衬托、点缀，强调瑞兽的灵动、劲健。

图10　瑞兽葡萄纹铜镜

唐代，直径 20.7 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

因此可见，唐代瑞兽葡萄纹是将外来的葡萄纹饰与象征奇异的瑞兽加以融汇后形成的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纹样，体现了外来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当一种新的纹饰出现以后，人们就会竞相模仿，成为一时的流行风气，而随着流行的减退，玄宗以后瑞兽葡萄纹镜逐渐减少。但葡萄纹的流传则进入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