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出唐代之前的葡萄纹传承与演变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认为葡萄纹样在汉代传入中国与丝绸之路的开辟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汉代，就有一些装饰艺术母题从欧洲传入中国，特别是葡萄叶纹及葡萄饰，还有莲花纹。这些花卉漩涡纹已被中国工匠改造后用在了银器和陶器上”。[4]但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我国葡萄的栽培，约在夏商时代经中亚传入新疆，葡萄纹饰随之开始出现在陶器装饰上。1987年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 4 号墓地 43 号墓出土公元前 八世 纪至公 元 前 五世 纪 的 田 地 葡 萄 纹 彩 陶 罐（图1）。陶罐施红色陶衣，罐唇口至上腹部平涂出四条拐弯曲折的竖式宽带，在涂成黄白色的底上，宽带内以褐色绘有果实挂藤的葡萄纹和宽垄密植的田地图案，蔓藤葡萄纹枝叶卷曲，果实累累。“整齐有序的田园与葡萄纹样的出现，表明在这里除了农业，园艺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5]其纹饰描绘较为写实，重在描绘葡萄蜿蜒曲折的藤蔓。

图1　田地葡萄纹彩陶罐

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4号墓地43 号墓出土，高 36.5 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5.6厘米

汉晋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葡萄和葡萄纹饰经西域传入中原内地。陈习刚先生认为：“秦汉时期，葡萄文化已由西域传至中原内地，并在内地逐渐丰富起来……葡萄纹饰流行。秦代，作为装饰图案的葡萄已传入京城咸阳，皇宫有葡萄壁画。汉初已有以葡萄纹作装饰花纹的丝织品。葡萄作为艺术纹样还出现在毛、棉织品及画像石、辇车上。这一时期，葡萄纹样已由京城长安传入河南、岭南的南粤等地。葡萄文化也开始由中原返传入西域，西域新疆已存在西方和中国内地两种风格的禽兽葡萄纹饰。”[6]东汉时，新疆南疆地区已出现葡萄纹样的毛织物。1900年前后，据斯坦因考察，在公元 2 到 3世纪的罗布倬尔木门楣残片上就有葡萄纹样。1959年在民丰尼雅的古代精绝国遗址出土了人物及动物葡萄纹毛织品残片（图2），武敏在分析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时，将该织物称为“人兽葡萄纹罽残片”，“图案中有人物、动物（狮、鹿）及葡萄果实和藤干枝叶。残存人物头部断发卷曲，具有欧洲人种特征”，[7]且指出该毛织品汉文名称属外来语汉译，原产地在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其结构与中国传统织物中夹纬经二重平纹织物表面效应完全相同。这显然是受中国夹纬经二重平纹织锦的影响所致”。[8]从该织物图案来看，人物及植物纹饰组合华丽缜密，保留原有的图案及装饰特色，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同年，在尼雅遗址一座 59MNM001号东汉初期合葬墓中出土有走兽葡萄纹绮、蜡缬葡萄纹蓝印花布。蓝印花布上绘有一上身半裸人物（图3），颈和臂间满佩璎络，头后有背光，双手捧一尖长状容器，内盛葡萄贡品。孙机先生推论此神为中亚特有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修，这块蜡染棉布是东汉时期由贵霜国从丝绸之路传入新疆的。[9]

图2　人物及动物葡萄纹毛织品残片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最长 22.5 厘米

图3　带有丰收女神的棉布画

出自林梅村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80页

1995年新疆营盘墓地出土一件蓝地葡萄人物鹰蛇纹罽残片（图4），“残存纹样有两枝扭结成葫芦状的葡萄藤，枝叶繁茂。藤上织有对鹰、对蛇、对鸟、裸体对人……这 件残片上 的对人背 上长有双 翅，花罽 的整体 纹 样更具 希 腊、罗 马 文化特 色 ”[10]，“无 论 其 葡 萄 和 人 物 题 材 的 选 用，以及对称的构图等，都说明这类图案在形式上更多地模仿新疆以西地区 的纺织 产品”。[11] 应 该指 出 的是，这 种 “两 枝 扭 结 成 葫 芦 状 的 葡 萄藤”正是奥地利艺术史家里格尔所说的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卷须饰“自由 的、艺术 的处 理 ”，从 根 部 长 出的两条卷须的枝梗，它们对称地向两侧展开，呈圆涡状向顶部蜿蜒而上，并 点缀 以鸟 兽、天使。“轻 松自由的卷须饰上点缀着天真活泼的小孩像——仍然无疑是希腊化时期的灵感。” [12]有学者通过对新疆扎滚鲁克、山普拉墓群出土的毛织品品种及编制方法的研究，证明该织物纤维“是外来细羊毛。这件毛织物的织制技艺、图案内容、纹样布局，尤其是带羽翼的童子明显地显示出希腊-罗马风格，同属丝绸之路东来的毛织品”。[13]此外，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出土北凉时的葡萄禽兽纹刺绣。

图4　葡萄人物鹰蛇纹罽残片

出自贾应逸的《新疆扎滚鲁克、山普拉墓群出土毛织品的鉴定》，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年第2期，图32

从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葡萄纹饰主要出现在新疆境内古代“丝路”沿线出土的外来纺织品上，至迟东汉时期已在中原地区传播，但远未“形成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瑞兽葡萄纹样” [14]，其表现手法也不一致。如，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十六国（北凉）墓里反映当时葡萄种植和酿造葡萄酒的场面（图5），“其中一人捣葡萄浆汁，一人用酿酒器酿酒。酿酒器呈上、下两层，底部装有支架。酿酒者手持圆盆，正在准备接酒。”[15]画面下方描绘粗大的藤架上结有果实。该壁画构图、描绘手法与甘肃河西地区同期壁画墓画法颇为相近，手法豪放而简略，与西域外来纺织品中的葡萄纹饰有很大差异。由此可见，此期葡萄纹与人物活动、动物广泛地组合，体现了人们对这一外来物种的喜爱。(www.xing528.com)

图5　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北凉墓壁画

出自王炳华著《新疆历史文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值得的关注的是，自魏晋以来，丝路畅达，胡风东渐，西方金银器大量地涌入中国内地，其中，不乏与葡萄、葡萄纹饰相关的异域器物。如，宁夏固原县（今原州区）南郊李贤夫妇墓出土的北周鎏金胡瓶，山西大同市出土的北魏戏婴葡萄纹鎏金铜杯，甘肃省 靖 远 县 出 土 的 东 罗 马 早期 鎏 金 银 盘（图6）等。其中，前两件器物均为古代波斯王朝专门饮用葡萄酒的器皿。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铜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铜杯的腹部满饰葡萄枝叶和葡萄，其间有赤身童子五人嬉戏，似在采摘，为葡萄纹增添了生意。若将甘肃省靖远出土的鎏金银盘与里格尔所著《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一书中所列举希腊化时期阿比多斯王冠饰中央的酒神形象相比较，人物形象、动态完全相同，前者倚坐于猛兽背部，而后者则是与阿里阿德涅坐于双莨菪花萼上，两侧各有四个演奏乐器的人物坐于卷须的涡卷上。[16]而该盘外圈所饰相互勾连的葡萄卷草纹，恰好与里格尔所列举庞贝城发掘的祭坛大理石浮雕上的葡萄纹饰（图7）相似，（两条卷须）“依照我们熟悉的希腊化图式向左右两侧蔓伸，同时形成螺旋形，甚至交织起来……一串串小葡萄告诉我们，这些是按照古希腊的波浪 形卷须饰 的图式分 叉布满在 圆柱表面 的 葡萄藤”。[17]初师宾先生指出：“此盘的葡萄纹繁复华丽而有韵律，构成辐射状多瓣莲花式的图案，类似后来的葡萄唐草，似乎透出某些东方因素的影响。应该说西方的卷缠式卷草、葡萄纹，加进传统的云气祥瑞纹为基底，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忍冬纹，后又发展为葡萄唐草纹。在大致相同的时期西方流行葡萄戏婴纹，东方盛行忍冬莲花童子纹，二者异曲同工，可见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密切。”[18]此论可谓确凿。

图6（1）　东罗马鎏金银盘

公元四至五世纪，直径 31 厘米，高4.4 厘米，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出土

图6（2）　东罗马银盘线描稿

出自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载《文物》，1990年第5期，第2页

显然，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外来纺织品、金属器等上的葡萄纹饰，与古代希腊、罗马的酒神节有着内在联系，随着波斯帝国的扩张，原本盛行于南欧一带的酒神节也随之传入西亚，形成了具有波斯风格的酒神崇拜，而这种文化又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恰如李永平先生所说“西方神话曾是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时的一个角色”，虽“未能扎根”，但葡萄纹饰作为一种宗教性质的植物纹样，随着葡萄文化的传播而广泛流传，具有特殊的象征内涵。如，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中，大同云冈石窟北魏第八窟的佛像间就有葡萄纹浮雕。起源于西亚的摩尼教视葡萄为圣果，吐鲁番胜金口石窟中有摩尼教窟，葡萄果树、果园象征教团。[19]北端的一个窟中主室正壁画两株宝树，侧壁画宝树果园图，券顶画葡萄树。新疆伯兹克里第38B 窟，券顶画葡萄树和宝树果图。[20]“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它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制作时，就会产生定型。这个定型愈来愈为人们所熟悉，以至人们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固有的。”[21] 葡萄纹恰恰是具有这种艺术潜能的母题。

图7　庞贝城发掘的祭坛大理石浮雕

出自阿洛瓦·里格尔著《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刘景联、李薇蔓译，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0年1月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