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文明交往研究：历史、现实与未来

黄民兴[2]

摘 要：文明交往论是彭树智先生提出的重要史学理论。从文明交往的角度看，有关中亚历史，以下问题的研究值得高度关注：第一，中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本地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影响；第二，中亚不同文明的内在特点和相互交往；第三，中亚政治制度文明的变迁；第四，中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及其历史变迁；第五，影响中亚文明形成、演变的三大人文因素即国家、民族、文化（以宗教为核心）因素的相互关系；第六，中亚地理位置和文明发展状况所导致的中亚对外文明交往的基本格局；第七，外来征服对本地区文明发展的影响；第八，中亚文明的跳跃式发展特点；第九，战争在中亚文明交往中的作用；第十，中亚文明交往的路线及其影响；第十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反复冲突的影响；第十二，中亚历史发展的周期性；第十三，近现代中亚的发展转型。

关键词： 中亚 历史 文明交往 问题

关于中亚地区的地理范围，本文采取如下定义：古代的中亚地区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以及阿富汗、伊朗东北部、蒙古高原西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中国新疆地区，但核心地区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近现代的中亚则基本上限于五国，尤其是现代。[3]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各大文明（东亚儒家文明、南亚佛教-印度教文明、西亚伊斯兰教文明、欧洲希腊-罗马文明）的联结地带，也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即文明交往在中亚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文明交往论是彭树智先生提出的重要史学理论。这一理论源于武汉大学吴于廑先生的整体史观。整体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方面考查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主张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不断交往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最终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同时，吴于廑先生也提出，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非存在于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之间，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冲突，近代以后演变为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矛盾。整体史观被教育部组织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历史学）》[4]列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大有影响力的世界史研究体系中的第一种，并成为教育部指定的大学历史专业本科教材，即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1994年版）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的指导思想。

文明交往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文明问题，文明的生命在于交往，交往的价值在于文明；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键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文明交往涉及物质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四个层面；它探讨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交往的特征及作为交往思维手段的语言文字，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人群、集团和地区之间，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多极主体交往论、互动合作论、文明自觉论以及人际、国际和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视角进行文明交往的研究。[5]

从文明交往的角度看，有关中亚历史以下问题的研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第一，中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本地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影响。例如，中亚地理、植被和气候的特点对国家形成、游牧民迁徙方向和周期，进而对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中亚北方的大草原有助于游牧帝国的形成，而中亚南方的沙漠绿洲地带则是定居的绿洲国家发育的理想区域。有学者认为，游牧民族对定居国家的入侵往往与气候灾害有关。[6]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也指出，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自西向东的迁徙与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造成西部水草丰茂、土地肥沃有关。[7]

第二，中亚不同文明的内在特点和相互交往。关于“文明”的定义不胜枚举，而彭树智先生认为其包括制度文明（政治观念、政治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物质文明（物质生产、物质交流、物质生活等）、精神文明（思想、文学、宗教、哲学、艺术等）和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对生态的影响和保护）。“贯穿于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文明四大交往的主线，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的多种关系和普遍的社会联系。”[8]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开始于史前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是采集渔猎经济，其交往属于前文明的原始交往，而原始交往的主要特点是血缘性和地缘性。研究中亚地区的原始交往和文明交往的具体特点以及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往和影响、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中亚政治制度文明的变迁。从历史上看，世界文明发达地区古代的国家形态经历了城邦—王国—帝国—大帝国的演变序列，[9]其中城邦一般指由一两个城镇（如果是两个城镇，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为中心的国家，王国一般指由单一民族主导的幅员较大的国家，帝国一般指由单一民族主导的地域辽阔的大型多民族国家，“大帝国”概念由日本学者谢世辉提出，指古代形成的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早期的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10]上述演变序列的变化说明，随着古代政治实体治理能力的不断加强，其控制范围日趋扩大，这势必促进其版图内文明交往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帝国版图为大致范围的文明圈。上述序列在中亚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同时，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形成的动力有不同说法，如阶级矛盾的演变、长途贸易、战争等等。例如，已故的著名华裔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近东的人们，例如苏美尔人……他们的一切必需品基本上都是从贸易交换而来。”他进而宣称，基于贸易和技术的古代中东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与强调“政治上扩张和殖民开拓”的中国和美洲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11]因此，关于早期中亚国家形态形成演变的动力或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第四，中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及其历史变迁。这一关系是影响本地区整个历史的极为 重要的 基本线索。吴于廑先生提出，在上古，从中国、印度、伊朗、阿富汗、小亚细亚到欧洲先后发展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形成欧亚大陆上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即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它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到欧洲中部，形成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即游牧世界。在农耕地带偏南也有从事游牧的部族，如阿拉伯人。

亚洲大陆拥有三大游牧民类型：草原游牧民（如匈奴、突厥），沙漠游牧民（阿拉伯人）和高原游牧民（藏民）。其中只有草原和沙漠游牧民在历史上建立过辽阔的帝国。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具体的交往形式包括移民、贸易、通婚、归化、战争、征服等等。以贸易而言，贯穿整个欧亚大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通道。同时，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接触无疑大大加快了游牧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草原帝国始终维持了对农耕帝国的军事优势，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博弈。[12]

吴于廑先生指出，古代亚欧地区经历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第一次大冲击发生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叶以后，入侵者主要是来自北方以马拉战车为武装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包括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系诸民族，如赫梯、喜克索斯、加喜特、雅利安、亚述、斯基泰、乌拉尔图、胡里特、希腊人和中国的殷商。第二次大冲击发生在公元前 2世纪，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中国、印度和罗马等发生冲突，这次冲击以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而结束。到了 13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冲击。发动这次冲 击的主 要是蒙 古人，作为主 力的还 有突厥 人，冲 击的范 围 包括 东 亚、中 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14世纪帖木儿对中亚、西亚、印度的入侵是这次大冲击的余波。[13]但是，游牧帝国最终必然同化于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是促进欧亚大陆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到近代，随着骑兵的最终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和逊尼派的中亚与什叶派的伊朗的隔绝，中亚日渐孤立而逐渐失去对周边农耕文明的军事优势，最终沦为俄国的殖民地。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指出，出身于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同时显示出对海洋的重视。[14]元世祖时令人在北京郊区开凿会通河和通惠河，与原有大运河连通，开辟了从长江口的刘家港经黄海、渤海到达直沽的海运航线，以方便南粮北运和海运。元朝还建立海军远征日本。

第五，影响中亚文明形成、演变的三大人文因素即国家、民族、文化（以宗教为核心）因素的相互关系。一般而论，有利于文明形成发展的条件如下：国家，拥有相对完整有效的国家机器和良好的治理，以及强大的国力；民族，有能力建立国家，一般是多民族国家，而国家内部的主体民族一般而论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和较大的人口规模；文化，在古代以宗教为代表，拥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创新性。拥有上述条件的文明得以延续、传播。就中亚而言，同时拥有上述三大条件的民族不多。因此，本地区形成的国家少有长期稳定、人口众多的大国，一些幅员辽阔的游牧帝国往往存在时间较短，最终以政权解体或主体民族外迁而结束；[15]同时，周边的农耕帝国则向中亚扩张，并为争夺中亚而屡屡兵戎相见。

第六，中亚地理位置和文明发展状况所导致的中亚对外文明交往的基本格局。中亚地区地处亚洲的中央，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而它在经济、社会、政治上可以划分为北方的游牧文明区和南方的农耕文明区，后者包括狭义中亚的南部及其南 方和西 南方的 外围地 区（伊 朗东部、阿富 汗、中 国 新疆、伊朗东 北、巴 基斯坦）。加上中亚以南的西亚、南亚、东亚，中亚以西的希腊罗马及东欧-俄罗斯文明等五大农耕—商业文明区，形成了中亚的北方草原帝国、南方的农耕绿洲小国与中亚以外的农耕帝国三大政治力量的互动和交往，而丝绸之路把上述五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形成涉及整个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网络。因此，中亚成为欧亚文明交往的大通道。中亚文化也受此影响形成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综合性的 特点，其宗教 在古代 早期以 本土宗 教（萨 满 教）为 主，中期为基 督教、拜火教、佛教、儒教和本土宗教并存，后期则形成伊斯兰教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七，外来征服对本地区文明发展的影响。本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对落后导致了中亚形成“文明低地”，从而造成频繁的外来政治军事入侵、文化渗透和对本地区的统治（只有内敛型的南亚文明除外）。由此在中亚形成了以某个大国的建立、征服或影响为标志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不同程度的重组，从而形成地区文明交往的高潮，如历史上的波斯化、希腊化、佛教化、华化、伊斯兰化（包括阿拉伯、波斯、希腊、印度等多种文化）、突厥化、蒙古化、俄国化等。拉丁文 Pax Persica 即“波斯治下的和平”（又名 Pax Achaemenia），“阿黑门（王朝）治下的和平”描绘的大体就是这种情形。其他类似的拉丁文词组包括：“伊斯兰秩序”（Pax Islamica），“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又名 Pax Tatarica），“俄国治下的和平”（Pax Russica）[16]。“华夷秩序”反映的也是类似情况。

第八，中亚文明的跳跃式发展特点。由于社会经济的相对落后，上古时期中亚核心地区创新相对较少，创新主要发生在中亚外围。就中亚核心地区而言，文化发达的主要是其南方的农耕地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大叙利亚和中亚地区（大中亚）是亚洲文明发展的“交通环岛区”，尤其是在宗教方面。[17]前者诞生了三大一神教，后者孕育了祆教和大乘佛教。然而，真正产生祆教的地区是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属于中亚的外围，而大乘佛教与中亚虽然存在某种关系，但后者的作用大小是有争议的。

不过，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具备，中亚在一些时期通过融汇周边地区的文明进而实现创新，呈现出文明迅速发展的态势。例如，上古的犍陀罗艺术和阿拉伯帝国晚期的中亚学术（花拉子密、阿维森纳、比鲁尼、拉齐等知名学者足资证明）、帖木儿时期的城市建筑和艺术等均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经过近现代俄国和苏联统治，中亚再次实现超越式发展。

第九，战争在中亚文明交往中的作用。文明交往可以划分为和平的交往（经济贸易、文化传播、游学、传教等）和暴力的交往（冲突、战争等）。战争作为暴力形式的文明交往，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某个时期其作用甚至超过和平方式。例如，蒙古创造的亚洲统一对于促进欧亚大陆的文明交往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彭树智先生指出：“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实质上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融，最终导致了游牧民族的农耕化。农耕民族之间的暴力交往，也使得文化的沟通和融合过程加快了。暴力交往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残酷交往形式，它具有和平交往所不具备的冲击力量，其结果是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大和交往程度的空前扩展，并常常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18]

第十，中亚文明交往的路线及其影响。陆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亚洲最为重要的文明交往路线。在中亚，有丝绸之路的北线（草原丝路）与南线（沙漠绿洲丝路），前者为游牧民族和草原帝国所控制，后者则为绿洲国家所控制，并成为草原帝国与农耕帝国争夺的对象。例如，唐朝与突厥汗国和大食围绕着中亚南部的争夺以及唐朝与吐蕃围绕着河西走廊的斗争就属于这类情况，而波斯对沙漠绿洲丝路的控制则引发了它与其他政治势力（如突厥为对付波斯与拜占庭结成了联盟）的冲突。

第十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反复冲突的影响。其后果是中亚农耕文明的发展一再被打断，难以实现累积性发展。游牧民族的征服也可能导致由此形成的农耕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完善，这里充斥着王公贵族争夺权力的战争，最典型的例子是蒙古征服后中亚地区的混乱（海都、都哇之乱）。这导致稳定国家的缺位，并容易引发外来入侵。近代俄国的征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www.xing528.com)

第十二，中亚历史发展的周期性。由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中亚定期受到周边大帝国（波斯、希腊—马其顿、阿拉伯、俄罗斯等）的征服和统治。同时，也有本地游牧民族（匈奴、突厥、蒙古等）崛起而统一中亚，建立帝国，进而征服其他地区的情况。在辉煌一时的帝国解体之后，中亚往往形成各种小王国，如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在西亚—中亚地区建立塞琉古王国，后者又分离出位于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王国；蒙古征服以后形成的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哈烈国、河中政权等。这些小国中的一些融合了部分的外来文化，在事实上反映了本土文明对外来文明的选择性吸收。上述情况与中国历史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某种相似性，不同的是中国大体上保持了国家核心区域、领土范围和主体民族的稳定，从而显示了文明的继承性，而中亚则有所不同。

第十三，近现代中亚的发展转型。中古晚期，除了长期从事农耕的塔吉克人，在中亚开始形成新的突厥语民族，即从事游牧的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土库曼人，而近代俄国的征服和统治打断了中亚原有民族和国家的正常发展。中亚从此卷入了殖民化和俄罗斯化的发展，丝绸之路的路线也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近代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而发生历史性变化。但是，传统的社会经济模式依然在发挥作用，如俄国的行政区划反映了中亚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并存的事实。上述趋势一直延续到苏联建立之后，如向中亚移民的继续、赫鲁晓夫时期在牧区的开荒等，而新兴工业也在迅速发展。因此，苏联时期的中亚出现了明显的跨越式发展，它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甚至超过了一些中东国家。

近现代中亚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国家构建方式，即现代中亚五国的形成，它与苏联的民族政策有关，而不同于古代的国家形成模式（自然竞争和淘汰等）。其具体基础包括：（1）政治上，批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先后组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个加盟共和国和相应的现代行政机构；（2）经济上，积极发展粮食、棉花种植业和现代工业、能源生产，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整体经济水平迅速提高；（3）组织上，建立完整的干部队伍，积极培养民族干部；（4）居民构成上，积极推动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移民，进一步形成多元化的居民结构；（5）思想文化上，推动具有世俗化特点的文教政策，全面压制伊斯兰教；对五个民族的宣传形成了其民众的民族意识。中亚因此从传统社会自上而下地演变为现代民族政治实体，为冷战后的最终分离奠定了基础。

以上是研究中亚文明交往历史的一些关键问题。它们是相互联系、密切相关的，其中个别问题是别的问题的一部分（如第二个与第三个问题的关系）。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亚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特点和影响，更好地把握当今中亚局势的演变潮流。

[1]本 文 为 国家 社科 基 金重 大项 目 “文 明交 往视 野 下 的 中亚 文明 史 研究 ”（批准 号： 14ZDB060）和 西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重大培育项目“中亚文明史”的阶段性成果。

[2]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3]关于中亚定义，参见潘志平：《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载《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4]李学勤、王斯德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历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彭树智先生关于文明交往的研究，参见其《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和《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

[6]参见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载《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周彩云：《古代中国气候和生态环境变迁与游牧民族的迁徙》，载《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世纪》（第7 版）上册，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8]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9]已故著名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阶段可以概括为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与此接近。

[10]见〔日〕谢世辉：《世界历史的变革——向欧洲中心论挑战》，蒋立峰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1]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3页。

[12]参见任洪生：《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有关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参见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14]〔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

[15]不过，一些中亚民族在外迁后对迁入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中古突厥人对南亚、波斯和奥斯曼的影响。相比之下，南亚国家少有向中亚扩张的。

[16]Pax Russica 实际上是西方人指 2008年俄国进攻格鲁吉亚一事。见”Pax Russica”，accessed March 22，2015，http：//majorityrights.com/weblog/comments/pax_russica/。

[17]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章。

[18]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