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处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历史上发育于这个广袤大陆的每一个古代文明和权力中心大多地处周边沿海或介于海洋与内陆之间的草原地区。而每当这些中心发展到足够强大的时候，无不将扩张的矛头指向这片大陆的中心地带。波斯帝国、亚力山大大帝、匈奴帝国、突厥汗国、贵霜王朝、阿拉伯帝国、回鹘汗国、喀喇汗王朝、契丹西辽王朝、蒙古汗国、帖木儿帝国、准噶尔蒙古、沙皇俄国、大英帝国等等，这些在欧亚历史上强大一时的霸主无一不重复着这样的历史逻辑。有学者形容这一历史现象：中亚地区就像一片洼地，当周边出现了较强的降雨时，水就会向洼地汇集；随后，洼地的水位不断增高，终于涌出洼地向四周漫延。[8]的确，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就是重复着这种现象，而中国虽也曾是向这个洼地排水的降雨区，但在更多的时期却是积水漫延的被涉及者。强大的权力中心进入中亚地区，战乱、征伐、动荡、难民成为历史上的常态。这种过一段时间就发生的周而复始的历史过程，使中亚地区社会文明和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因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外力干预，并因之出现多次的中断、转向、分裂、融合，结果形成了中亚地区社会历史的间歇性发展特征和碎片化的现状。同时，作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又不得不承认的是，中亚的文明也是在这样的周期性域外权力中心施加的强大影响下一次次实现了进步和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来自中亚地区以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帮助古老的中亚诸民族打破了强大的地缘障碍和困境，完成了历史上的无数次带有周边强权特色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过程。尽管这样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入侵、征服，甚至杀戮，但其客观上的进步意义却是无法否认的。“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重要地位，恰恰就在于这种外力与内需客观上的结合。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构成了中亚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而且这一环境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造就了中亚地区多元的民族文化、宗教传统和社会政治现状。这样的历史一直持续到 20世纪的 90年代，持续到中亚各主体民族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进程的开始。
尽管中亚历史上来自周边的强大域外力量介入客观上成为撬动这一世界上最闭塞地区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一特殊的地区文明历史发展方式却没有给中亚诸民族自主设计和选择发展道路与文明形式留下多少空间。因此，与一个以强大军事帝国为载体的外来政治统治或与一个以流行宗教为载体的文化繁荣相比，古代“丝绸之路”的存在与活动给中亚各民族留下了更多的积极回忆。这不仅是因为古代“丝绸之路”对于处在欧亚大陆中心长期封闭地缘环境中的中亚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力非同小可，还由于它的影响力作用方式不同于历代强权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时至今日，中亚地区各民族仍然对“丝绸之路”保留着一种珍视、缅怀，甚至崇拜的情感，他们以曾经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骄傲，他们津津乐道当年中亚各地处处开设着“丝绸之路”驿站、货栈、茶肆和集市的盛况，中亚人现在仍以“丝绸之路”的历史元素（例如驿站、商队和商品的名称等）命名着民族特色餐厅、旅游胜地的旅馆，甚至是现代化的星级酒店、公司、企业、街道等。客观地讲，“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中亚地区留下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中国。这就显现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丝绸之路”的存在历史在起点、途中和终点地区保留着不同的社会影响力，作为同样的一种历史遗产，它却在不同的国度和民族中占据着很不一样的社会文化地位。这一现象不仅是由于各国、各民族曾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而出现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的差异，这条古代商路在欧亚大陆上各主要路段上不同的地缘文化条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亚各国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后，全球性和地区性都在中亚地区积极构建影响力。其中，也不乏利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概念和文化符号的战略和项目。早在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宣布启动为期 10年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旨在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改善欧亚大陆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设立了项目总部，围绕“丝绸之路”问题举办各类活动，诸如科学考察、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文物展览会、“丝绸之路”旅游推介会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曾代表中方参加活动。2004年，日本政府提出将中亚五国及外高加索三国定为“丝绸之路地区”，并将这两个区域置于日本新外交战略的重要地位。根据“丝绸之路外交”的构想，日本将从地缘政治考虑着眼，谋求在中亚和外高加索这两个冷战后出现的重要战略区域站住脚，企图通过施加文化影响和经济渗透来争取这两个地区能源开发及国际贸易的主导权。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再次发起“丝绸之路复兴计划”，拟于 2008—2014年期间，完成改善古“丝绸之路”上欧亚大陆通道的公路、铁路、港口、通关等基础设施等 230 个项目，总投资额 430 亿美元，有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中国等 19 国参加，计划建成中国至欧洲、俄罗斯至南亚，以及中东铁路和公路等 6条运输走廊。2011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继 2005年提出“大中亚伙伴计划”后，趁奥巴马希望在任期内结束阿富汗战争，又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是，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南亚，建立一个区域性地缘政治、经济结构。“新丝绸之路战略”计划建设既包括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壁垒、完善管理制度、简化过境程序、加快通关速度、克服官僚作风、消除贪污腐败、改善投资环境等制度性项目，也包括修建连接中亚、阿富汗和南亚的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2011年，伊朗宣称开始启动将伊朗铁路线通过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同中国铁路线连通的计划。这条铁路线被外界称为“铁道丝绸之路”，或“丝绸铁路”。201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外国投资者理事会第25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开始实施“新丝绸之路”项目。提出哈萨克斯坦应恢复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物流过境中心，联通欧亚两大洲的重要桥梁，并计划在哈萨克斯坦主要的运输走廊上建立起具有世界水平的贸易物流、金融商务、工艺创新和旅游中心。[9](www.xing528.com)
综合观察上述这些项目和计划，基本都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特征：第一，都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名义，体现了对这条沟通东西方文明和联通欧亚非之间历史交通走廊的文化认同，尤其针对冷战结束前后的中亚地区，强调了对话、交流、合作等积极意义的主题；第二，均高度重视中亚地区处于欧亚非三个大陆板块之间的地理优势，试图推动中亚、南亚以及更广泛地域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改变中亚地区历史上形成的闭塞、单一的地缘格局；第三，多数以改善公路、铁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进而促进运输、贸易、金融、旅游等行业在中亚地区产生效益，并逐步影响流通中的程序、规则、制度乃至投资环境的变化。这一共性的设计可以视为中亚地区特定地缘条件下的选择，然而这些不同的方案却都隐喻着各自不言而喻的政策目标。即便不算中亚各国独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文化项目，从日本开始所谓“丝绸之路外交”至今也已经 2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经济实力不可谓不雄厚，但在中亚地区的推动效果和产生的影响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制约这一类计划实现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来自地区之外的大国战略博弈的因素（如俄罗斯、印度、伊朗等），也有周边地区安全威胁外溢的因素（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地区内的因素。刚刚获得独立不久的中亚各国最担心的是主权受到外来威胁和国内社会稳定遭到冲击，在欢迎外来经济援助项目和各类投资的同时，十分敏感地对这些外援项目背后的政治意图和附带条件保持着高度警惕，尽管这些项目均被冠以了“丝绸之路”的名义。尤其当某些计划带有着针对第三国的明确战略博弈意图时，这就更加引起了谨慎奉行平衡外交的中亚国家在难以接受的同时又心生反感了。[1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