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古商业通道对物质与精神文明交流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政府动用强大政治和军事力量，基本完成了北部和西部边陲的安全稳定后（如汉代和唐代），软实力的影响也开始向这些方向扩展和构建。原来在中国北方强大游牧民族政权统治下或势力范围影响下的各民族，往往在这些历史时刻体现出运用地缘政治平衡的技巧，纷纷与已经将强大影响力深入北方和西域的中原王朝主动建立良性关系。而更加强胜一筹的中原王朝一般也都能把握住时机，积极地与周边各小民族和城邦小国发展政治合作关系，继续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打造一个相对安全的中央王朝周边地缘政治版图。在这样的周边环境趋于良化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对世界尚不完整认识的“天下观”在对外关系上找到了实证的机会。西周时设计的“天下”蓝图过于理想化[6]，经过了秦汉时期的实践逐渐转化成相对务实的“边政”方略。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整合周边地缘政治版图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册封。即在名义上将边疆少数民族或部族的首领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体系之内，给予一些象征意义上的“王”“侯”等皇家身份的册封。只要这个少数民族的领袖表示臣服于中央政府，愿意享有中国皇帝臣子的名分，他就可以继续保留对自己原有的领土和部众的统治权，包括继续行使部族的习惯法（与中原王朝不同的法律和法规）、继续按以往的标准征收赋税而不用上缴中央政府，根据本部的需要征派劳役而中央政府基本不过问。第二，和亲。往往是根据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主动提出的请求，中原王朝选择皇室内的“宗室女”以公主身份远嫁边疆，由此建立起传统伦理观念上的“翁婿”关系，靠这种由政治联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血缘关系，构成中原王朝封建体系的外延空间，形成农业文明区在游牧文明区的军事安全和文化安全缓冲地带。第三，岁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边疆主要少数民族首领或地位重要的部族上层输送中原农业地区特有的社会物质产品，如丝绸、瓷器、金银制品（这些产品都是在游牧状态下难以生产的），以满足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贵族式奢侈需求和与中原皇家生活攀比的虚荣心。客观上利用中原农业文明的优势，促使边疆少数民族由上至下发生“感化”和“风化”。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文化精英，以他们的主观视角设计的这样一套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方案，能否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已经有历史做出了公正而充分的回答。但也恰恰因为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基于中原文化主观视角的关系定位，以及由此形成的边政方案，构建出了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体系。

这就是古代中国以中央王朝为权力核心，与周边少数民族分散权力中心通过多年磨合建成的一种典型的关系框架，后来的中国学者将其称为“朝贡体系”。[7]关于古代中国朝贡体系的研究已经有许多当代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如国家的边疆治理，中原民族与边疆诸民族的关系，中央王朝的政权体系构建等。其中也有关于中国古代朝贡体系文化传播意义的研究，这里既涉及了精神文化的传播，也涉及了物质文化的交流。可以说，在朝贡体系的强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支持下，为了完成册封、和亲、岁币等边政措施，客观上形成了中原与中亚地区（甚至更远的西亚、南亚、东欧）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通道。客观讲，为达到“朝贡体系”的远程效果，经过最初开启的东西方交通走廊流入西域的中原奢侈品并非追求商业价值的经济活动，充其量只是中原王朝边政和外交的副产品。但是这种数量不大的副产品如同在一个刚刚修通渠道中注入的试水水流，流量虽然不大，却测试出了不同地段之间的水位差和基本走向。

随着东西方这一难得形成的交通走廊的疏通，一部分为西部周边民族和部族首领们准备的奢侈品经各种不同的渠道流向欧洲，结果却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超额价值。这样一来，原本不是商品的中原地区物产，从大量被赋予政治使命的礼品流中无意间分出一部分变成了商品。而这一过程和结果产生的强大示范效应，向这个呈现出极大地缘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的两端及沿途揭示了一个创造价值的机会。尤其是丝绸制品，以其特有的商品特质和使用价值，在偶然（或者可以认为并不是偶然）流入欧洲后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市场效应。东西方审美观和价值观差异，更使丝绸这种特殊的商品变成了带有超高附加值的财产和地位的象征。当欧洲的贵族们将丝绸制品当作贵族的象征而使之充斥上流社交场合时，已经开始活跃在这个初现规模的商道上寻找商机的行贾们及时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丝绸产品极轻的重量、占据极少空间的商品特质，又使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成为有暴利可图的商业活动。但是由于沿途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复杂和恶劣，这种商业活动实际上也成为一种与国家政治（主要是中国的中央政权与边疆地方民族政权间政治关系的构建）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商业冒险。(www.xing528.com)

由此可以看到，“丝绸之路”的形成并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的，而是借助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政策的有力推动得以实现的。这一特殊的性质注定了这条古老商业通道的兴衰与沿途国家（首先是中国历代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对外政策和相互间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当这些重要的人为因素依据地缘政治环境变化而发生重大调整时（在历史上更多的是被动改变，甚至是放弃），“丝绸之路”的运转必然也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轻则改道、分割，重则中断，甚至消失。而每当这些沿途条件恶化的时刻到来时，欧亚两地市场需求的吸引力，地缘经济“水位差”带来的动力，丝绸产品超高附加值的刺激，都将成为微不足道的条件。这样的话，对古代“丝绸之路”存在的条件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第一，促成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东西方畅通的商路的关键性条件是源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因素；第二，经济和文化的因素是促成“丝绸之路”进一步繁荣的重要条件，但却不是影响其存亡兴衰的决定性条件；第三，古代中国周边，尤其是西部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是生成古代“丝绸之路”所需条件的重要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