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的炮声仅能惊醒极少数人的好梦，大多数的人们仍旧是酣呼鼾睡。上海吸引灵魂的魔力更复加厉！种种建设的计划，均在那里促成上海的繁荣！民间企业界有了成见，有了苟安的心理……谁肯离开上海把工厂迁入内地去？让我再述一件事实代表一般人的意见吧，当我苦劝一位大企业家内迁，经过1小时的时光……他的回答是：“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共总停工还不足10天呢！”不到黄河心不死，火山一日不爆发，他们也乐得在火山口上多嬉游一日！若是同他们讲道理，说利害，他们便会口若悬河的发出偌大的道理，辨别更深刻的利害来回答……
……［一九三七年七月］[3]三十日胡厥文先生召集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举行执委会议，邀我等出席讨论，当时曾大大的辩论了一场，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中华铁工厂王佐才诸先生，当时均表示愿以身作则，将自办的工厂随着政府一起走……过了数日，康元制罐厂项康元先生，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李允成先生，大中华橡胶厂薛福基先生及天利、天原、天厨、天盛四厂主人吴蕴初先生，均先后来函表示愿意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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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资经营的厂家，关于迁移问题，尚容易决断进行；至于有限公司组织的，其迁厂举动却惹起法律问题。董事会简直是开不成，股东会更无从说起。监督委员会于是下令给各厂的负责人，必须跟从政府的命令，将厂中机件拆迁，一切责任自有监督委员会代为向其董事股东们负担。当时最顽强的要算龙章造纸公司的常务董事傅筱菴，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来抵抗我们的处置。
……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纱厂甚多，战事尚未波及，亦可着手发动拆迁，资源委员会曾于九月中旬派顾毓瑔先生前往苏、锡一带劝导。但是各纱厂当时赢利甚厚，大家都抱着宁可现在多赚钱，等待事到临头再算的观念，所以亦未能推动……
上海的文化界的意念与纱业中人的恰是相反，他们却自动的着急起来。我与他们开会讨论两次。预料明年春季始业后方各省将感觉教科书缺乏，乃在极端困难之中，抽出吨位，速将商务、中华、正中、开明、大东等书局的中小学教科书500吨先行运出。随即将印刷厂多家及中国铅笔厂的机件物料先行迁出……
上海有些小厂家平常依靠着较大的工厂分接工作，他们工厂虽小，但是他们急公赴义的决心到甚大，他们……知道敌人快要到来，各大厂家均已预备西迁……他们心里明白了……有一位厂家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对老板娘发表他的意见，随即召集他厂内的学徒工人演讲了一番即下个命令“搬！”全体动员，漏夜收拾。把笨重的机件托给所知交的大厂家代为照管，他们肩负着包裹到我的办公厅来领证明书……他们接得证明文件，说声“到汉口再见！”头也不回，大踏步，肩着行囊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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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宁失陷之后……留在上海的工业界人士，尤其是一般自称为工业界绅士的人们，不察形势，以为租界仍可恃作护身符始终不肯离开上海。有人竟以爱国为口头禅，创造“孤岛上工业孤军为国奋斗”的美名，假借八百壮士坚守四行堆栈的悲壮事实以为掩饰，而进行其投机事业。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在上海站不住脚了，又无跑到后方来奋斗的勇气，于是麇集香港做些买卖，倒落得逍遥自在。他们的心理对于工厂内迁根本就不赞成，又不好明白反对，只有处身局外说些风凉话，以为政府对于协助迁厂是没有办法的，更摭拾些困难题目来作引证。如说运输艰难，便举出某厂物资在途上经过几个月尚不能到达，反而沉了若干吨于河里。说到购地困难，便举出某厂购地给地主敲了一笔竹杠等等。又从而加上些穿插，竟把后方，尤其是重庆，看作畏途……他们倚赖外国人的心理太重，把本国政府的力量估计太低，他们费尽苦心，出些钱联络几位外国朋友，写了些假字据，在外国领事馆办了登记的假手续，在工厂门前挂上外国旗子，自欺欺人地以为是万全之策。同时他们又要学时髦，因为到后方兴办实业是时髦的口号，便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于是把工厂的招牌挂在重庆，自己仍旧在上海或香港逗留……(www.xing528.com)
……总括起来，他们拒绝内迁的说法[4]……约有五端：
（一）在香港从事实业较为方便，且仍可做救国工作；
（二）在沪租界内复工，不致为敌人操纵，且可救济失业工人；
（三）产业为敌人扶持，无力摆脱，亦状“身居魏阙，心存汉室”；
（四）军运至忙，虽窗门木板亦满载无遗，至于民间机件则虽极重要者亦难得吨位，欲行不得；
（五）产业已为敌人毁坏，不易恢复，且落得休息休息，待天下太平再想办法。
［重庆市工商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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