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首先需要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GDP的增长速度对农业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工业的年增长速度一般为13%—15%,即使目前银根较紧,12%—13%工业增长速度还是能达到,如放一放就可能接近20%左右。而农业花大气力下苦功夫能达到5%—6%就很不易了。因此如果经济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高速度,而农业增速就很难跟上去,那么迅疾上升的工业和其他非农业就会吸引走大量资源,农业包括粮食生产的资源也会向非农产业流动,这就给农业和粮食生产带来很大的不利。1992年和1993年基本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工业、房地产和GDP的增长速度很快,农业中大量土地、资金、劳力向非农产业流动,导致90年代初期粮食生产处于徘徊状态,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下降。
在GDP过快增长情况下,由于中国地区差别比较大,实际上经济实力强的东南沿海等南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显然要比北方快得多。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过大,必然引发粮食的地区供给和品种结构失衡问题。由于中国地理特殊,主产稻谷、玉米、小麦三大品种分布在不同地区,因此,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并不能反映出地区产量和粮食品种结构的变化。到目前为止,稻谷播种面积90%以上分布在南方,也就是秦岭淮河地区。而90年代初这些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带来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稻谷播种面积明显下降,最显著的1992年、1993年两年全国稻谷播种总面积大概要比1990年减少4000万亩,稻谷产量明显下降。实际上这几年粮食北增南减的局面反映在品种上就是作为饲料用的玉米增速非常快,而作为口粮用的大米增长非常缓慢,个别地区是下降的。但玉米和大米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差,玉米在今天已不是一种主要的口粮,大米却至今仍是我国60%以上居民的基本口粮,因此,玉米增而大米减,是解决不了供求矛盾的。
所以我不大赞成在粮食问题上笼统地搬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认为只要完全放开,有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矛盾。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让南方、东南沿海地区大幅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少生产一些粮食,多生产一些高附加值的东西,多出口多创汇,收入增加了可以多拿些钱到中西部买粮食,这样可以促进中西部粮价上涨,也刺激农民的积极性,刺激总产量的增长。这个逻辑,不考虑品种问题,只考虑总量问题是可以的。如果考虑到品种问题就说不通。南方减的是稻谷,而北方增的是玉米,这两者是难以替代的。因此,忽视南方的粮食生产,其后果就是稻米供给不足,尽管这不一定影响全国粮食总量增加,但因为品种不对路,满足市场需求还是有困难。所以粮食问题,一是总量,二是品种结构,两者都会造成市场供求的矛盾。即便总量能平衡,由于品种失衡造成市场供给需求不对应的危机也是存在的。(www.xing528.com)
如果经济增长结构不协调,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过快,超过了农业承载能力,一定会带来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这反过来对整个经济的稳定又很不利。
所以整个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得好,对保持农业尤其是粮食供给关系稳定非常重要,而我们往往在这一点上容易出问题,隔几年就会出现较大的经济波动,由此造成农业波动也比较大。宏观经济波动大对农业的投入、需求、价格都会发生很大的震荡,对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这是影响粮食供给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