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1985年以来的农业增长结构作一个粗略的分析，就不难看出，各类农产品的增长速度，均与它们自身在购销过程中的价格形成方式，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大体说来，政府定价比重大的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都比较低，甚至出现了数年徘徊的局面；而由市场供求关系定价比重大的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都比较高，而且大多表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这表明，近年来各类农产品的极不均衡增长，除了其他的各种因素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事实上已经形成的两类不同市场的诱导。
经济体制改革10年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形成了两种市场并行运转的局面。被行政性经济计划所控制着的市场，其本身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于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企业承包制等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直至仍被纳入计划经济轨道的企业，都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这种多元化的利益结构，又形成了多元化投资主体。由于各投资主体的利益所在各不相同，因此，资源的配置只能服从于每一具体投资主体的利益要求。这样，所谓行政性经济计划控制着的市场，虽然作为概念来说，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机制，但它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却早已被层层分割。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一个它自己的行政性经济计划控制着的相对独立的市场。因此，原来那种“全国一盘棋”性质的计划经济，实际已经不复存在。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它所能控制的计划经济市场，仅仅是当前整个计划经济市场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同样，目前的自由经济市场，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这里所说的自由经济市场，显然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它只是对那部分已游离于行政性经济计划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笼统表述。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有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动，虽已游离于政府的计划经济控制之外，但从事这部分经济活动的经营者中，却有相当一部分凭借着与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特殊联系，形成了一种相当特殊的地位：它们既躲避了计划经济规则的管理，又不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从而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相当特殊的非政府垄断经营者，致使刚刚开始发育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这种特殊经营者的垄断和封锁。同时，由于产权界定不清、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市场的极不发育等原因，致使目前的自由经济，不仅也存在着按行政区划、按行业的层层分割问题，而且，还缺乏最必要的“平等竞争”这样一个基本规范。
并存运行着两个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按产品和区域划分的特点，这两个市场并行局面的形成，与中央政府行政性放权的结果有关。在前一阶段的改革中，为了保持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稳定，中央政府在“放权”时，实际上必须考虑到两个基本问题，即不同的产品对于国计民生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地区对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关系。一般说来，对于国计民生关系越紧密的产品，中央政府对其放权的程度就越低，同样，对于中央财政收入贡献越大的地区，中央政府对其放权的程度也就越低。这一政策思路的本意，是为了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保持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实力。但它在实行过程中，却引出了一系列与初衷相悖的问题：
（1）越是与国计民生关系紧密的产品（主要是粮、棉、油以及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邮电业等），就越不能按市场供求关系来定价。与其他产品的经营相比，生产这类产品的比较利益明显偏低，这既抑制了这类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也使这类产品的生产者丧失了在社会上争取资源的能力。致使这类产品的生产，逐渐处于一种相对萎缩的状态之中。
（2）越是对中央财政收入贡献大的地区（主要是加工工业集中地区），就越缺乏按自由市场价格获得能源、原材料的能力，致使它们的经济增长困难重重，它们所创造的利税，在社会总财力中所占的份额，逐年下降。
（3）各地、各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集中向不受或少受行政性计划控制的产品倾注，致使下游产品加工能力的扩张，远远超出了上游产品供给增长的可能，国民经济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在近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不是被缓和，而是被加剧。(www.xing528.com)
（4）结构性矛盾的加剧，进一步助长了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对上游产品的垄断、封锁、倒卖等腐败现象越演越烈，不仅使行政性计划能控制的重要物资大量流失，而且使大量的经济利益中间流失，同时又助长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使经济问题逐步演化为社会、政治问题。
上述情况的发展，使中央政府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保持调控实力的愿望无法实现。行政性经济计划控制的市场迅速萎缩，而自由经济市场却在缺乏规范的条件下急剧扩张，以致出现了政府缺乏手段去把握失控的局面。
在两个市场此长彼消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始终承担着保持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供求平衡的责任。但近年来，中央政府的岁入，其比重却在逐年下降。因此，中央政府对上述产品的投资能力也不断下降，致使整个社会出现了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极不正常局面。财力和责任的极不对称，已使中央政府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两个市场并行的局面中，各种资源从计划内向计划外市场的渗漏现象，正在日益加剧。而这种渗漏现象，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手段的严厉制止，时至今日，它已演化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运行机制，不少部门和机构，就是靠这种渗漏来实现自己的个别利益，有的甚至就是以这种渗漏作为立身之本的。计划内的资源，不断向计划外渗漏，不仅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有限的调控实力，造成了经济运转过程的紊乱，而且造成了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政府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两个并行运转的市场，无法用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调控。特别是在无法制止计划内资源不断向计划外市场渗漏的情况下，紧缩的经济政策，往往只能首先导致计划内市场的严重不景气，而对计划外市场却不会伤筋动骨。这就会进一步加剧国民经济的结构矛盾，最后迫使政府不得不重新松动紧缩的龙头。1985年以来，我们已采取的两次紧缩政策，都是未达“着陆”的目的，就不得不再次“起飞”，这就证明了无法用一种调控手段，去管理两个市场。但这一次的宏观紧缩政策，从手段看，却仍未能跳出前两次的窠臼。为什么已被事实证明过的不成功调控手段，还要去重复采用呢？这并不是政府尚未看清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而在于政府目前确实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新手段。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认为，近年来政府无法有效管理并行运转的两个不规则市场，是造成诱导经济畸形增长的国民经济环境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想使整治真正见效，首先必须认真提高政府的工作质量，那就是，不仅要提出愿望，而且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手段，并组织好能够负起责任的行使这些手段的队伍。否则，这次的整治，重蹈前两次紧缩不成功的覆辙的危险，显然是存在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