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的按劳分配和计划供应

单一公有制和高积累政策下的“按劳分配”，使得收入分配出现高度平均的特点，其有限的差距，也主要表现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在城市，这种分配制度和政策则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进行的，即中央有关部委不仅严格规定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工资等级和总额，连奖金、补贴以及福利性收入也严格控制，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收入，完全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体系和级别中。当然，还有大量根据国家严格规定的隐性收入和福利，例如低廉的房租、公费医疗、教育。

在农村，土地改革后形成的几乎清一色的农民个体经济，经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也基本实现了按劳分配。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按劳分配，国家也有严格统一的规定，例如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牲畜用粮标准，种子留粮标准等，只不过口粮按人口分配、现金按“工分”分配。由于口粮在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中占主要部分，因此农民的收入分配更具有平均主义的色彩。国家不仅对农业生产剩余通过统购统销提取，还严格限制非农产业的发展。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既是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也是一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也在不同的阶段差异很大。1950—1956年的7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1957年以后，则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持续的过高积累政策，居民的收入增长极为缓慢，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都很低，即使城市中的高收入阶层，在计划供应和票证制度下，也往往是“持币待购”，消费需求难以满足。在此期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始终高居不下。根据历年统计年鉴计算，改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居民历年的恩格尔系数始终在55%之上，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始终高达65%以上。从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是很低的。(www.xing528.com)

农村居民则不享受国家提供的这些优惠。但是农村居民在这三方面的费用也是很少的。首先是因为在农村住房费用要比城市低，其次农民为节省费用选择较差的居住环境。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农民也只能选择较差的消费水平或者不消费，当时看不起病或看不到病的农民大有人在，同时在农村教育水平也很低，失学率很高。当然，当时在农村还实行过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制度以及“五保户”制度，但是保障水平是很低的，降低了农民的一部分费用。国家对教育收费也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