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如何保证了贫困条件下的高积累和社会稳定？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二百多年里，中国经济在整个世界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大大落后了。于是当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实现经济赶超就成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的必然目标。

而当1952年中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开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其自身的积累能力非常有限。作为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能够用于工业化的剩余非常有限。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村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绝大多数农户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加上人多地少，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

而在土地改革后形成的农村个体经济，不仅绝大多数发展生产困难，而且出现贫富分化。正如毛泽东在1955年所说：“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5](www.xing528.com)

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则避免了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和部分人因失去生产资料而陷入极端贫困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另外，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还能够保障在工业化实现前的极低收入水平下的高积累。1956年以后到1976年间，中国的积累率始终在20%以上，极少数年份甚至达到30%以上而没有出现社会动荡，说明了这种体制具有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的功能，从而保障了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长期优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