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新中国6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虽然成了工业大国，但仍然不是一个工业强国。虽然中国在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余种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核心产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我国大型民航客机，百分之百从国外进口；石化装备的80%、数控机床和先进纺织设备的70%依赖进口。如果在核心技术上，中国不进行突破，很容易被锁定在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的低端，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的。“十二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的同时，经济发展也开始进入增长速度放缓、结构调整紧迫、发展动力转换的新阶段。进入“十三五”以后，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迈进中高端水平是我们在新的发展理念下的重要目标，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保障，而加强供给侧的改革，即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1997年出现“买方市场”时，为解决供给侧“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的问题，我国在采取扩大内需和外贸的同时，也在继续采取供给侧管理政策。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因牵涉到资本沉没、财政减收、金融风险以及失业压力等，加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因此实际上供求管理政策的重心就自然转到了需求侧。实践证明，需求管理政策没能根本地改变供给的结构性问题，在产能、库存、债务和资源环境的多重压力下，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政策已经很难奏效。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还应当主要从供给侧入手进行改革。
十几年来，为了避免去产能、去库存所导致的资本沉没、失业增加、财政困难和金融风险，我国被迫一再延续需求管理政策，从而走上了“产能过剩——增加投资以刺激需求——产能过剩加剧——再增加投资刺激需求”的路径，试图依靠这种增加生产资料生产的内部循环来消解产能过剩，而低端产能过剩又导致这些产业利润低微和投资风险加大，于是资本转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业库存不断增加，出现泡沫。由于需求管理政策所带来的粗放增长模式也使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缺乏动力，难以推进。因此，要想成功实现供给侧改革，就必须痛下决心，不仅要消除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干扰，确保资源流向供给侧，还要学会打“组合拳”，做好企业破产和资产重组，银行债务处置和金融风险化解，以及失业、转业的职工安置等配套措施，这样才能保证在社会稳定和经济中高速下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从而保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是过去几十年政策演变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需要指出，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管理政策的任务已经完成，更不能在供给侧改革上急于求成、操之过急，走上另一个极端。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整体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有效需求的空间仍然很大，全国人民对于扩大有效需求都抱有很高的预期。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开放、共享”理念的提出，中国的产品、产能和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必将加快，需求管理政策仍将大有作为。
【注释】
[1][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前言。(www.xing528.com)
[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83页。
[3]《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页。
[4]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转引自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第243页。
[5]罗格纳·纳克斯归纳了贫困循环，即从供给来看“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
[6]《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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