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独立工业体系的形成

由于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工业化的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经历过以蒸汽机、煤炭和纺织业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石油、钢铁和水泥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在战后进入了以核能、电子、化工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中国还没有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工业发展水平的严重错位，是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的客观条件和要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被战火严重破坏的工业基础。抗日战争前机器大工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又遭受战争的破坏，1949年与抗战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工业产值降低了一半，其中重工业约降低70%，轻工业降低30%。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着重恢复和利用现有设备和生产能力，重点投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促进地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鼓励私人投资工业等措施，使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1952年工业总产值343.3亿元，与1936年相比，增长了22.5%，1950至1952年年均增长34.8%。到1952年底，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大超过1949年的水平，也超过了1949年前的最高产量，其中钢产量增长最快，1952年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46.3%；生铁产量比1949年增加6.72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7.2%。

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新中国成立时，其经历是痛苦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新中国成立后，又面对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冲突的威胁，必然对国家安全问题十分忧虑和不安，存在着强烈的防范心理。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因此，中国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哪怕这种非均衡的发展代价很高，直接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就像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所说的：“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4]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中国逐步走出了战争的创伤。但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从国内的角度来看，物质资本和人才稀缺，市场发育不完全，工业化水平低，重工业极不发达，区域经济差异较大；而在国际上，美苏两国对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更加使得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紧张。在积弱的经济基础与恶劣的外部条件下，中国如何跨越“贫困陷阱”，克服“低收入导致低储蓄——低投入——生产率——低收入”的“贫困循环”，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5](www.xing528.com)

在这个大背景下，由于重工业发展所具有的正经济外部性，以及它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使得我国选择了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6]但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集中有限剩余，即通过具备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调动国内资源来突破贫困性陷阱。1953年，我国正式确定了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②优先发展重工业。③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④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⑤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中，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建立现代国防工业又是其中重中之重。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经济的转移是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我国选择了当时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使得我国需要进行超越常规的制度安排才能完成跨越式发展。围绕着优先重工业发展的目标，我国逐步形成扭曲的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环境，以至于建立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经过30年艰苦曲折的发展，尽管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基本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先进的国防工业体系，既保障了国家的安全，也为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