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内外交错困境与缓慢工业化进展

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兴起并快速推进，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按照有些研究者的观点，在此前相当长的历史中，“世界发展过程的空间焦点长期在东方徘徊”，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而不是落后于欧洲。然而，中国的这种地位随着侵略者的入侵、鸦片战争的爆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到西方列强侵略，逐步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难以抵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如何完成工业化成为近代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但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统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都未能实现“机船路矿”的充分发展，完成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始终处于“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境地。据安格斯·麦迪森估计，182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33%，居世界首位；到1900年则下降11%；到195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5%。另据安格斯·麦迪森估计，1820—1952年间，中国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而同期欧洲的GDP和人均GDP则分别为1.71%和1.03%。^[1]

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端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在20余年间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对现代工业有了切身感受之后。应该说，中国引进和发展现代工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抵抗西方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此时的世界，在欧洲，经过19世纪40年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西欧和美国已经完成了以蒸汽机为动力、以轮船和铁路为代表的初步工业化。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2]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亦说到铁路的重要性：“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3]在列强企图获取中国路权的刺激下，中国铁路缓慢发展起来。

机器制造是近代工业化的重点。曾国藩在1860年就提出：“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还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在1864年也授意丁日昌密禀：“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彼既恃夫所长以取我之利，我亦可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李鸿章也强调机器制造的作用和工业化的意义：“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中国在学习西方时首先面临的是代表西方工业的“船坚炮利”的侵略，而“船坚炮利”的基础则是煤、铁。对此，李鸿章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张之洞也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贸迁之资，有倍蓰之利。”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于1865年购买了外国人开设在上海虹口地区的旗记铁厂，并将原有两洋炮局并入，组成新厂，定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船炮军火和各种机器。1867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至城南高昌庙现址，并建立了翻译馆。翻译馆不仅造就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中国近代第一流的工程专家，而且成为全面介绍、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对中国早期工业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标志着清政府主导的工业化的失败。(www.xing528.com)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出现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新一轮浪潮，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日益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持续不断的局部侵华战争最终演变为要灭亡中国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这种外患日益严重的局面是与中国缺乏支撑现代国防工业的重工业基础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孙中山在1919年发表的《实业计划》中提出以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和钢铁工业为中心。在晚年，孙中山又写成《十年国防计划》，在这个被孙中山称为“救国计划”的军事与国防纲领中，孙中山甚至提出要训练1000万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孙中山认为：“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

自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首先出于国防的需要认识到了“机船路矿”的重要性，到南京国民政府仍然是从国防的需要想大力发展重工业，但是近代一百多年里，中国的重工业发展是非常失败的，就其原因来看，主要是政府腐败所致。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后发大国在亡国的威胁下不得不实行的“赶超型”发展，即直接发展当时外国先进的国防工业所依赖的重工业。而这种投资大、周期长、人才要求高的产业，带有嵌入式独立发展的性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政府的支持甚至直接兴办，德国、日本等后发的帝国主义列强就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因此，要实现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跨越式工业化，前提就是必须拥有一个高效的政府。而中国在1840年以后所面临的问题，则是清王朝进入中后期所表现出来的严重腐败。而且这种政治腐败并没有因清王朝灭亡而消失，而是继续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甚至有所发展。这导致以重工业为特征的“官办”企业、国营企业效率极低，中饱私囊、裙带关系普遍，贪污盛行、甚至实际上变为某些官僚控制的个人企业，从而被称为“官僚资本”。

虽然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开启了近代工业化的历程，但是中国工业化举步维艰。从抗战前夕工业自给率来看，我国重工业部门远未能独立，石油、汽油、钢铁等重要基础工业更是严重依赖外国资本。1949年我国重要工业产品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人均角度来看不仅与美国相差很大，而且也与发展中国家印度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不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