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4000余年的发展，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行政、监察、司法）分立、互相制约。第二，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和官僚的垄断，“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管理阶层。第三，在强大的国家官僚体系统治下，虽然商品经济发达、土地产权流转频繁，但是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又是非常分散的，无论是农民还是市民都缺乏自我组织能力。

上述这种情况随着列强的入侵被彻底改变了。在1840年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而政府一败涂地并走向腐败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很快就陷入了一个缺乏凝聚力和有效政府的“一盘散沙”的境地。政府不但不能保护国家安全，而且不能建立起秩序、公平和稳定的社会，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官吏腐败，灾害频繁，民不聊生。在近代中国的100多年里，当资产阶级无力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府来维护国家安全和消解社会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承担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而使得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里，一般没有将社会革命纳入研究的范围。马克思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创造了政治经济学。而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史，如果不研究此前的社会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它。不向前回溯100年，就不能正确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什么会将国家安全放到首要位置，从而就不能很好理解新中国为什么要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样，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制度变革的深刻性，参与者的广泛性，就不能理解新中国前30年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在经济建设中会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会特别强调精神激励。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激励往往是经济发展中成本最低的手段。(www.xing528.com)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参与的革命，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理应从经济上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了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低收入和高积累的30年里，中国要实行彻底和平均的土地改革和抑制私营经济，为什么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只能是共同富裕的公有制，而不是导致贫富分化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一方面利用现代政治和经济手段，并通过一系列运动将其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建立起强大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则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庞大国营经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所需要的政府干预，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成为工业化的主要推进者。1953年以后，又将其转变为以单一公有制和政府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里，即使从微观经济运行上看，各级政府实际上也成为经济运行的唯一决策人和管理者。工业化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