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亮宇[1]译 刘伟才[2]校
译校者说明:本文为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16年非洲经济报告》节译,原文(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16:Greening Africa’s Industrialization)请见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网站:http://www.uneca.org/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africa-2016。为编排需要,译校者对部分章节序号及标题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部分图表、图片、注释、引文出处等信息。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四)在系统层面的绿色工业化
通过在工厂、农场或办公室等相关机构层面推进更高的能源利用率,可以获得大量解耦的收益。譬如,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许多非洲国家建立的清洁生产中心,一直在取得这些成效方面帮助甚大。尽管机构层面的变革是重要的,但这些变革只能应对系统性绿色工业化的部分挑战。我们可以发现四种系统:环境系统和景观;基础设施;跨行业和跨政府部门的系统;价值链。
1.环境系统和地形
环境资产,如水道,本身就是系统性的。在某个地区的降雨会聚积起来,并通过河道流到很远的地方。这些水道可能流经很多区域,甚至跨越一些国界。比如说尼日尔河的长度超过了4 000千米,从几内亚的群山一直流到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区域,它的众多支流覆盖了9个沿河国家。
非洲有63个跨边界江河流域,他们覆盖了这片大陆64%的土地面积,包含了93%的地表水资源。非洲同样有跨越边界的地下蓄水层,如流经乍得、埃及、利比亚和苏丹地下的努比亚砂岩蓄水层。
家庭、渔业、农业、工业、采矿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是水资源的使用者。因为水是有限的资源,一个系统中某一部分的使用将会影响到另一部分的使用。相似地,在河流某一部位排放的污水也将影响下游的水质和使用。地下水的情况与之类似,也有共同使用和共同影响的问题。
水资源系统不只包括河流,还有海洋,许多竞争激烈的经济活动有赖于此。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海洋经济作为产生收入的机会,也给解决海洋资源系统性使用和滥用提供了契机(见于非洲联盟海洋经济战略)。在工业化面前保持这些环境资产的完整性是一项主要挑战。在单个机构层面应对它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系统性的管理。
2.基础设施
在许多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方面,也需要同样的系统方法。举个例子来说,可以想想正在整个非洲建设的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陆海走廊。这些项目只有在跨越国界和生产部门的系统性层面上运作时才能显出作用。现今的挑战是推动基础设施环保化和提供促进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因此,基础设施的环保化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回应来讲政府统治、政治、经济和时间管理融汇到一起。
3.跨行业和跨政府部门的系统
绿色工业化的挑战不仅跨越国界,也跨越工业部门的界限。尽管一个单一工厂的解耦是一个单一挑战,相似地,某个农场的环保化是绿色农业的挑战,但在几乎所有例子中,绿色工业化需要不同工业部门的联合行动。应对这一跨部门议程的问题在于,它总体上也都会跨越政府部门和官僚机构的界限,比如参与加工蔬果出口的全球价值链(GVC)。
作物由农业部门生产(包括政府的农业部),但生产过程需要来自国内制造业部门(工业部)、进口(贸易部)和国家创新系统中知识集聚型机构(教育部)的投入。他们的产出将投入物流部门(交通部),也可能需要政府批准的相关执照(多个政府部门)。其中,一些产出流向国内市场(零售业管理部门),另一些则用于出口市场(贸易和出口促进部门)。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价值链和相关机构层面上的相互协调而又系统的环保化,因为它将跨越很多行业和政府部门。
4.价值链
下面我们将关注价值链系统,这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源分配的关键场所。价值链指的是从产品或服务的概念开始,通过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包括投入的物理转化和各类生产服务的吸收),直接送达终端消费者和使用后的清理这一整个经济活动(不包括产品使用后的回收和环境的恢复)。
20世纪最后25年见证了劳动分工的加大,主要体现在企业专业化经营方面,价值链的重要性也继而越来越高。专业化经营指的是企业在专注于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即那些拥有明显优势和享有独占权的行业内。除此之外其他的经济活动都沿着价值链外包给了供应商或者使用者。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以后,这一碎片化和外包进程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带来了制造业的分散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日益增大的地理分隔。此类全球外包模式建立在新兴经济体竞争力的基础之上,满足了发达经济体中大企业和零售商的需求,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和贸易所占的份额突飞猛进。与大多数受益于全球生产分工的亚洲经济体不同(尤其是中国),非洲经济体获益甚少。
到2012年,中间产品和服务占了全球商品及服务贸易的2/3多。世贸组织估计2010年全球贸易的3/4(19万亿中的5万亿)包含了价值的重复计算,即直接跨国贸易的中间产品获得的价值与间接的包含在接下来终端商品中的价值。这表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和收益的流动中,大型跨国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能能量,借此他们可以累积科技的主导地位、品牌认知度以及规模化生产所能获得的低成本资本。这些大企业中日趋增加的贸易份额以及相关管辖区域内的收益流动对向企业盈利和营业额收税的时机提出了疑问。
这类贸易沿着两种不同的全球价值链产生。第一种叫作“垂直专业化的价值链”,其中不同的组成部分可以并行生产,交通成本相对较低,且中间产品不会贬值。发展中国家在其中获得的附加值常常较低,这也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链的特点。举例子来说,从中国出口的苹果iPhone4手机船上交货价为175美元,却只在中国创造了6.5美元的附加值;剩余的部分包含了进口的中间环节。第二种全球价值链是“附加价值链”,其特点是生产的阶段是相继发生的,交通成本较高,中间产品也可能贬值。这些价值链主要见于资源行业(农业、矿物和金属开采和能源)。
从非洲的角度来说,尽管2/3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发生在垂直专业化价值链中,但其对非洲出口的贡献只有不到1/4,且主要集中在埃及、毛里求斯和南非。非洲出口的绝大多数份额处在附加的、基于商品的全球价值链中;因此,这些价值链的环保化对于非洲经济体的绿色发展尤为重要。
价值链能够通过三种方式来促进绿色包容性工业化的发展。
任何一个链条的坚韧程度都是由它最弱的环节所决定的。由于生产遍布整条供应链,因此有效的环保化需要每一个环节的行动,以保证整个链条能按照预想的方式运行。不仅如此,实际证据表明生产过程几乎总是跨行业的。因此,环保化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需要整条价值链上的行动。我们可以从一些学者对尼日利亚木薯价值链和肯尼亚玉米价值链中作物干燥技术的能效分析中找到证据。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示了在作物干燥法中正有越来越多的高能效投资。然而,如果从在整个价值链中的能源使用上看,干燥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部分由于能源补贴所导致的低效率物流所浪费的能源(比如卡车所使用的肮脏柴油拖累了物流效率)要远远超过作物干燥环节的边缘效益,而这基本被绿色政策议程所忽略了。
传统上,工业政策着眼于发展供应能力;然而供应链的特点——包括其“绿色发展”——是由终端市场的需求所决定的。许多发达经济体中的终端市场需要一个更为环保的价值链。在非洲和全球其他地方快速增长的全球超市供应链使得这在非洲和其他经济体的中等收入市场也在变为现实。因此,尽管传统工业政策关注的是供应能力的增长,价值链的角度促使了环保议程回应不同终端市场的需求。由于沃尔玛在2012年收购了马斯马特(MassMart,一个在非洲快速扩张的南非零售商),这个来自美国的庞然大陆很可能会提升其非洲供应链的环保程度。
因为市场决定了系统性供应链的结构,我们必须理解价值链管理的方式。这可能包括一些规定的组合拳(未能遵守的供应商将被排除出供应链)以及激励手段(达到价值链目标的生产商将会被给予更高的价格作为奖励)。因此,价值链的环保化需要整条价值链上的绩效管理,参与者们根据其特点也需要满足一系列复杂的标准,譬如,在林木和家具价值链上的企业需要取得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证书。全球价值链环保化标准由四方面驱动:企业标准、工业标准、政府标准和公民社会组织赋予的标准。
价值链有三方面特点:系统性的本质,生产框架和终端市场的联系,以及沿价值链的生产管理。这些都必须在工业化的绿色发展中得到解决。
(五)监管价值链绿色发展的关键利益攸关者
为了绿色工业政策议程的成功,环保相关机构和系统需要各司其职。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中,这被称为“链监管”,但这一监管的概念可以用于前文“工业化融入绿色发展的切入点”中所有四种系统的执行分析。根本上来说,存在着内部和外部两种链监管者。
1.内部链监管由链内部的参与者承担
在私有部门主导的价值链中,监管者一般来说是行业领导者。在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中,关键决策者包括国有企业的经理们。
行业领导者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以及环保议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终端市场的需求迫使价值链上的关键参与者在整个价值链上系统地推广环保标准(譬如森林管理委员会提供的资质证明)。在许多全球价值链中,尤其是非洲生产商参与的价值链中,这些行业领导者是跨国企业。而在其他例子,尤其是工业化程度更高的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企业则可能是当地或是地区所有的。
行业领导者实行绿色议程的动机不只是对于国家规定的一个回应,也是最大化利润的一项战略。此战略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如能源),进入更多油水丰厚的新兴市场(如有机产品市场)和避免因环境或社会作为不佳而带来的声望损害来达成。行业领导者完全由商业利益驱使,在行为上遵循了越来越多的道德或环境准则。沃尔玛通过价值链的环保化来降低成本,乐购通过水平价值链的绿色发展来避免声望的损害,壳牌公司对于其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经营环保化的努力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然而,并不是所有行业领导者都积极地追求绿色发展。同样地,事实证明在行业领导者中也并不存在一个强烈的绿色发展愿景。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低收入国家经营的行业领导者没有那么大的动机来推动环保化,因为这些市场的消费者对于环保资质的要求并不高。
2.一般来说,国家是主要的外部链监管者
通过价格决策、规定和激励等手段的混合,它拥有促进经济体系绿色发展的能力。定价反映了政府决定的关键环境投入的成本,尤其是水和能源。对高碳投入的补贴(如化石燃料)很明显,是对环保议程有害的。相反地,强迫生产商为诸如污染等环境外部性埋单,以及补贴环境投入的价格,诸如可再生能源,能够促进绿色发展。
规定,比如说要求价值链参与者满足特定的污染排放要求,或比如说对水的开采加以限制,都可能会影响生产中的过程质量。规定也可能会影响产品特性,比如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含量。
激励计划包含了一系列“甜头”来说服企业在运作中实现环保化,其中,包括对于新投资的资金优待和税务减免。在一些例子中,政府会支持企业寻求咨询公司的帮助,以促进价值链中的环保化运作。
外国政府也是一个能够影响全球价值链绿色发展的潜在监管来源。他们会设置决定市场准入的规定,继而决定了生产国供应链的性质。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如美国和欧盟等地区集团,正越来越多地设置能够决定供应链环保内容的市场准入机制,尤其针对于占了非洲大多数出口额的农业和资源部门。
全球的公民社会组织也是价值链绿色发展的推动者。他们的力量源于他们可以使不合作的跨国公司遭受声望的损害。公民社会的另一种战略是与大公司一起努力,提高标准,证明最优实践。这种包含了公民社会和跨国公司的多重利益攸关方平台的例子包括棕榈油和大豆的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以及“更棒的甘蔗”行动计划。
与部署绿色包容性工业化有关的最后一组利益攸关方包括国际机构和双边贸易协定,两者可以积极促进全球价值链的环保化。与国家主导的监管主要通过强制规定来推行不同,这种监管形式会给绿色发展提供激励,一般而言会采取直接援助和给价值链上生产商提供培训的形式,比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建立国家清洁生产中心的努力。
3.价值链环保化的一个后果便是它经常会将小型生产者排除出去,尤其是女性,这在那些由行业领导者推动的价值链环保化中尤为明显,主要可以归咎于三个原因
(1)价值链有其全面的认证标准,参与到其中就需要一定的识字率、培训和技能。而这些属性在小规模、贫穷和女性主导的农场及企业中通常是稀缺的。(2)取得相关资质往往耗费很大,需要定期重审;大型以及正式行业中的企业能够将这些固定成本在更大量的产出中稀释。(3)现存的性别关系通常会系统性地将女性排斥在环保项目之外。比如,最近一个有关可可豆价值链绿色发展和产能扩充的研究发现,基本上对于价值链上农民的支持都导向了男性活动,而能够决定生产率和绿色发展的关键任务却是由女性承担的(Barrientos,2014)。
简而言之,构建一个包容性绿色经济体是政府、企业和民众共同的工作,实施绿色工业化政策需要三方之间的咨询、交流和合作。因此,设计工业政策的过程与引导议程的所有其他的文档和证据一样重要。正如在2014年的非洲经济报告中显示的,非洲政府需要建立包含不同参与者的联盟,来推进以环保和包容性为核心的工业政策议程。
三、非洲的其他路径:基准情景还是绿色议程?
(一)非洲的两种假设场景
如果想要解析非洲绿色增长和工业化绿色发展的推动因素,以及更细一些,想要找到前面两章所介绍的绿色增长干预的切入点的话,第一步就是要跟踪非洲以及其次级区域的社会经济未来。思考未来的一种方式便是使用假设的情景。
此分析提出的两种假设情景是为了模拟有关问题的答案而设计的,诸如我们如果仍旧按照基准情景的方法发展,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转向环保议程,又会如何?换一种方式来说,如果以发展不均衡和对自然资源、垃圾和能源时有时无的管理为特点的现有发展轨迹继续下去的话,会带来什么?或者说,如果通过对城市化有针对性的提升、能源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以及对经济基础的改变能够使非洲的工业化真正绿色发展的话,会带来什么?
两种假设情景——基准情景和绿色议程——使非洲在2015年到2050年的时段里有了备选发展路径。(1)基准情景是对当前模式和趋势的延续。在基准情景下的预测将描述现在的发展轨迹会如何影响不同的产业部门,在其中突出一些人们关切的方面。(2)绿色议程即一种在一系列部门中模拟政策干预的场景。这些干预政策一起致力于模拟一种发展轨迹的结构性转变,使得这片大陆拥有比起基准情景更环保、更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
绿色议程在关键的发展指标方面获得的成果远优于基准情景。尤其是在人均GDP和出口额方面更是如此,这也使贫困人口深刻而又快速地减少。这些研究成果强烈提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议程会带来更加可持续,更有包容性的发展收益。
基准情景和绿色议程使用非洲的次级区域作为分析的基础,包括一些有说服力的国家样本。全球背景也很重要,对于系统性推动力的讨论以及一些更为中心的基准情景将非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绿色增长和工业化因素联系起来。
1.假设情景的参数
历史告诉我们,工业化的结果是结构变化。尽管许多改变是受人欢迎的(减轻贫困,更多工作),其他的就不一定了,可能会带来对环境和社会的干扰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污染、水资源短缺和能源供给不足)。
每个假设场景都围绕着那些最可能受到影响,也最可能影响非洲工业化的部门建立。这些部门——食品和农业、水、能源和矿物开采,也对非洲的经济增长和人们的生计十分重要。它们在更广的系统中运行:全球经济,全球绿色议程,大陆的经济增长以及地区一体化、人口、城市化和就业。
不同部门间和更广义系统间的互动是复杂的,两者间都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例如,水资源是一种关键的可再生资源,其对于快速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非常敏感。在非洲的许多地方,水也是电力产生的来源(水电),其对食品部门的可利用度是提升农业附加值和推进全大陆工业化进程的一项关键因素。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能源。这些“高压力”的部门也能产出更广范围系统内的社会经济机会,以及多重伴随收益。
因此,有力的论证表明,非洲应采取减少关键资源压力的发展议程(见于基准情景的模拟),在实现绿色增长的同时,构建更具有包容性的经济,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这片大陆和她新生的工业化,已经准备好了。
每种假设情景的参数如下所示,就业和基础设施也被整合在了其中:(1)可再生资源。多种主要压力的叠加,如气候变化、波动和环境退化,会如何耗尽可再生资源,尤其是水?这些压力和其他压力(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提高)的作用总和是什么?(2)能源。考虑到不断增长的需求与目前的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以及未来轨迹的不明确,对于需求、供给和投资的关键性倾向是什么?(3)农业:目前的状况是对土地的压力日益增加,气候影响越来越大,农业有潜力来推动快速的工业增长。那么,农业的未来是什么?
理解这两种假设情景及其含义需要了解它们背后的概念和互相的联系。比如说,自然资源资产,如地下蓄水层,是经济和人们生计的基础,也是解释这些假设情景的核心。但水资源的稀缺不仅是因为人们投资和管理资源的方式,也和降雨量的多少有关。更进一步说,跨越国境的水资源监管是急需的。考虑到大量人们共同生活的河流流域,监管对于水资源保护也是重要的。此类监管在以贸易为特点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次级区域完成得较好,这也再一次突出了水资源在经济管理和增长中的作用。最后,尽管迅速攀升的城市人口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可取的,但只有当自然资本被用于提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时,才能获得这些红利。
2.系统性驱动力和假设情景中的经济部门
在考虑两个假设情景中的每个经济部门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理解从现在到2050年都将发挥作用的主要系统驱动力:经济增长和区域一体化,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以及就业。
(1)经济增长和区域一体化。非洲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主要来自服务业,工业则会稳步增长。服务业对于工业化和结构转型来说是重要的推动力。尽管在非洲5个次级区域中经济增长率差异较大,以下几种假设和研究成果是普适的:①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次级区域亦能获得最快的经济增长;②服务业的增长既是工业化和结构转型的结果,也是其催化剂。因此,这对于非洲经济体来说变得愈加重要;③制造业对GDP贡献的增长表明,这些次级区域的工业化增长包含了制造业的增长;④制造业及其支撑产业的生产率增长将会进一步推进工业化;⑤虽然服务行业的扩展相当容易,制造业的增长仍然被基础设施的短缺所束缚。这会在整条价值链上增加生产成本。
服务行业的增长对于产业的扩张的多元化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活动日趋需要参与到更为复杂、更为标准化的合作和运输过程里去。因而,非洲快速增长的服务业对于非洲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工业化是个好兆头。尽管非洲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然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非洲的起点仍然较低。
(2)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非洲在各个大陆中拥有最高的人口增长率,2010—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55%。到2050年之后,非洲将会是唯一一片保持高人口增长率的大陆(联合国,2015)。2050年这片大陆的人口将会翻一番,非洲人口增长最快的次级区域将会获得最高的城市化率。这一倾向在西部和东部非洲最为明显,增长的人口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提升了消费者需求——两者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甚至在出生率预期将从2010—2015年的每名女性生产4.7次降到2045—2050年的3.1次的情况下,非洲的人口增长在2050年后仍会继续。虽然持续快速增长的人口会对已经稀缺的资源和服务供给造成重压,但当与加速的城市化相结合时,越来越多的劳动适龄人口便有了驱动工业化进程的潜力。更多劳动适龄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部分通过计划生育投资和政治支持获得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是建立人口红利的基础的两个必需条件。
(3)就业。非洲的经济增长既没有带来就业机会的增长,也没有提升现有工作岗位的质量。①非洲国家创造就业的步伐和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并不同步,因此对于正式就业的参与度正在下降;②低劳动生产率和拙劣的基础设施是制造业低增长和失业增加的主要原因;③非洲年轻人口的暴涨,与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一起,会带来沉重的对于非正式居所、服务提供以及政治社会稳定性的需求;④非正式就业占比达到非洲总就业人口额50%~80%,其居高不下会导致大多数人口持续的脆弱性。
尽管这些因素给非洲城市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如果能管理得当,日益增长的集中于城市中心的适龄劳动人口仍有驱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这也是新兴经济体的趋势,比如中国。根据非洲发展银行2013—2022年战略所预计的,非洲拥有将其人口红利转变为资本的机遇。
(4)可再生资源。水和其他可再生资源在非洲稀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原因十分明了。非洲孱弱的基础设施使水资源短缺雪上加霜。为了满足这片大陆对于水和卫生的需求,非洲需要将其现在每年在水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36亿美元增长4倍。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低效率、对科技选择的关注度不足、水泵的分散、有限的维护系统和缺少维持机械的供应链这几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制度的缺陷。
气候的变化多端加剧了现有的自然资源压力。极端气候事件与气温和降雨模式的改变一起,使得在最需要水资源的时候,在最需要水的地区,水的可利用性下降了。重要的经济和提供生计的部门都是水依赖型的,尤其是农业和能源(水电)。水资源短缺的加剧和极端气候的频繁发生(如干旱)会给食品安全带来严重后果,也会深刻影响人类健康。
持续的低层次区域一体化会阻碍跨境水资源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共享水体的国家会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与其他国家合作来最大化共享收益,只因为这看来更有价值。非洲有全世界263个河流流域中的63个,覆盖了大陆面积的约64%。大多数流域只由两个国家共享,但有一些则覆盖更多国家。在全球13个被5~8个临水国家共享的流域中,非洲就占了4个。刚果河、尼日尔河、尼罗河和赞比西河分别被9~11个国家所共享。提升共同水资源监管是必要的,能推动更高的能源产量,提升农业产出,促进关键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获得对于气候变化更强的适应能力。
快速的人口增长急剧增加了对水资源的需求。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提升了饲养业、农业和工业对水的需求,同时提高了污水的排放。在非洲的人口仍将增长,日趋工业化的情况下,可再生资源的供给所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中产阶级的崛起给水资源供给施加了额外的压力。非洲城市家庭的收入是农村家庭的两倍,城市家庭对自来水等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接入自来水的家庭的每人用水量要比那些没有接入的家庭高3倍。水资源的获取因此与家庭收入息息相关。
(5)能源。能源供给和需求的历史经验在可再生能源上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又一次重演——巨大的基础设施欠账,缺乏投资(与需求的增长相比)和人口压力。如果投资的步伐不改变的话,供给和需求间的差异会进一步拉大,并将会影响医疗、教育、经济增长和食品安全。以下所述的状况是鸿沟拉大的主要因素。
在非洲,人口增长是能源需求的主要驱动力。人口增长刺激能源需求以及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服务,诸如供暖、照明、交通、制造业和工业生产。
更高的收入和工业化的提升激起了对能源的需求。当国家能够满足国民和企业的能源需求,他们变得更富裕,对气候变化更有适应能力,能够提升医疗和人类发展。
能源的获取在非洲仍较低。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普遍的能源获得。在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非洲,超过6 200万人没有用电条件。高贫困度与消费的能源种类直接相关:除了在南非,木头和木炭是最大的燃料来源,主要用于取暖和烹饪。施加在森林资源之上的压力是不可持续的,森林复原的速度不能满足增长的需求,这会给周边生态系统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后果。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正在提高,但现有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非洲在可再生能源和水电利用方面起点较低,需要时间来赶上国际水平,满足当地需求。现今非洲的可再生能源占电网能力仅为1%。水电最近得到了扩展,但由于气候变化和例如灌溉等竞争性发展需求的存在,其投资回报并不乐观。
装机容量的数字低估了能源短缺的情况。由于电站维护不善所导致的电网运作的低效率和供应的不稳定,消费者可用的能源通常要远低于总装机容量。此外,可依赖能源(如天然气)供给的缺乏和传输容量的不足进一步降低了运行容量。在一些国家,传输和分配过程中的损耗使终端用户得到的供给降低了20%之多。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非洲的电力传输损害率是世界平均值的2倍多。
(6)农业和食品。尽管加快农业部门发展对于非洲的减贫和食品安全很重要,一些国家仍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这一产业。
非洲的农业产出长期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地区。基于灌溉的推广、机械化的提升、化肥的使用和高产出作物品种的筛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提高了拉美和亚洲的作物产量。然而,在非洲只有少数农民能利用这些进步,因为他们受制于有限的灌溉,孱弱的基础设施,严重的土壤退化,化肥的高价和扩展服务、农信计划和种子分发网络的不足。大多数政府对农业关注度不足,因此也没有能达到马普托会议定下的在农业中投资10%的预算。非洲的产出只有不到亚洲的一半,更只是这片大陆潜力的1/4。
高速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加剧了对主粮生产的压力。家庭越来越依赖购买食品而不是自己种植,这使得他们依附于市场,面对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时也更加脆弱。这一转变给国内农业价值链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因为增长的国内需求需要国内农产品处理行业的扩张,以及一系列相关交通、储存和包装服务的扩展。
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对食品安全的关注。非洲是面对气候变化最为脆弱的一块大陆,这是由其现有水资源短缺、降雨高度不定、高平均气温、基础设施贫乏和对雨养农业的高度依赖所决定的。
历史上的低生产率和低土地使用率正在改善,但变化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剧增和农工业崛起的需求。以2005/2007年作为基准年,预计到2050年,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非洲将有额外5 100万公顷耕地待耕,其中的多数在中部、西部和东部非洲。目前这些土地被用于其他用途,例如牧场和林地,所以把它们变成耕地并不是没有成本的。
虽然产出有所增加,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崛起,农业占非洲经济体的份额却在下降。非洲对农业非常依赖,其GDP的37%,出口的40%和就业的70%都由农业贡献。2/3非洲人的食品和能源需求也要依靠农业,因为他们靠种田来维持生计。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日趋核心的地位,农业的GDP占比正在下降,这会带来农村向城市人口迁移的加快,也会给城市基础设施、居住区和服务提供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3.全球绿色议程与非洲
世界更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作为人类驱动的集中发展的结果,全球变暖正在将全球温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快就将接近一个关键的临界值,或者说过了就没有回头路的临界点。极端气候事件更加频繁也越来越严重,海平面持续上升,整个世界的沿海地区和低海拔小岛都面临着可怕的前景。
全球人口到2050年将从2011年的70亿人增加到90亿人,然而到现在为止,满足现有人口需求和减贫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世界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消耗的能源占到总数的75%,这都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同时,生态短缺正在严重影响着供应全世界食品的基础部门:森林、渔业、淡水和农业。失业,尤其是不充分就业和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增长令人揪心,因为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例如污染和糟糕的公共服务,都对城市的穷困人口冲击最大。
找到一条新发展路径的需求可以说从未如此之大。每个政客的议程中,有益的经济增长总是处于高优先级,而现在整个世界都相信,通过绿色增长能够更好地实现经济的发展。自从世界领袖参加的2015“里约+20”峰会以来,对于绿色经济的牵引力稳步增长。里约峰会也是对1995年同样在里约举办的第一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的继承。这一年确实是绿色发展的里程碑。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5年12月)巩固了正在演化的世界绿色增长议程。重要的是,这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通过第21届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协定,紧接着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就问世了。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金字塔底层的巨大需求。通过启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给世界提供了一个重构经济政策的机会。其中的核心要素关注于建设和创造绿色经济,以及包含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社会公平的产出和环境可持续投资的包容性增长,例如,气候变化适应力强和自然资源友好型的基础设施。这些话题是本章假设情景分析的核心,能为非洲识别出可能的增长路径。相似地,为了实现2030年议程所作的提升机构政策和动机的努力,也可以作为假设情景分析得出的非洲政策建议。
虽然最近绿色增长的牵引力(亦可以从主流国际政策对话,如二十国集团公报中看出)很可能来源于对通过经济体系本身来供给需求的希望幻灭,越来越多的有关环境威胁、资源短缺和相关的社会不平等的证据却将我们指向了一条新的前路。非洲尤其有加速参与全球绿色议程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较世界其他地方而言落后的工业化程度,以及非洲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化和加速利用可再生能源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接下来的两个假设情景是由寰宇一家可持续投资使用丹佛大学帕尔迪国际期货中心的国际期货模型(IFs)为非洲量身定制的,虽然基准情景模型有时候也将非洲置于全球化情景之下。
(二)基准情景
最晚到2050年,水和能源将会惊人地短缺,在供给端的投资也将不能满足需求端增长的需要。人口是这一赤字的主要驱动力。水和能源需求仍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因为更高收入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需求也与工业、农业和国内收入的增长有关)。
北非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水资源愈加短缺的极端例子,其他非洲次级区域也会面对这一情况,因为水资源的使用已经远超可再生的水资源储量。这也给其他资源带来了压力,如地下水,就需要降水的不断补充,但相关数据较少。这片大陆的一些区域依赖于跨流域调配,对于缩小供给和需求的鸿沟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式。
非洲的人口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其总量到2050年将会是现在的2倍。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超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增长(54%)会是非洲所贡献的,其人口数将从2015年的12亿人增长到2050年的接近25亿人。这一急剧增长是由于婴儿死亡率的降低,预期寿命的提高,以及在许多贫困国家仍居高不下的生育率。大多数的增长会发生在东部和西部非洲,这也将改变这片大陆的人口平衡。
大多数非洲的预期人口增长都是在城市区域,都市区人口在2050年占总人口的比率将超过55%。城市化增长在西非最高,到2050年,这一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比将提升到接近70%。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非洲将在2050年占到全球城市人口的17%。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将给每个次级区域带来挑战和机遇。西非的人口红利将会集中在城市地区,人口红利也会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相反地,东非到2050年的城市人口占比将会拖后腿,因为它相对而言城市化率较低。东非大量的农村人口将会带来制造业的缓慢增长,以及对农业的中期(到2025年)依赖。
尽管在西非以及中非的一部分地区经济增长强劲,但30年内其人均收入也不会翻倍。与此同时贫困人口比率仍较高,国家层面的平均值在30%~50%。
人口红利所带来的收益要在2050年后才能显现,在此之前生育率、死亡率的下降和适龄劳动人口的增加会奠下基础。非洲的人口过渡是非同寻常的,比亚洲、欧洲、拉美和北美开始的都要晚得多。到2050年,非洲超过半数的人口(64%)将是劳动适龄人口。这意味着到此时,仰仗于21世纪后半叶对计划生育的强烈支持和骤减的生育率,非洲将很有可能获得人口过渡带来的收益。
然而,非洲创造就业的速度不会和适龄就业人口膨胀的速度一样快。在基准情景下,到2050年,10~24岁人口将会占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非洲人口超过30%(人口资料局,2015),非洲的大多数新增就业将会来源于服务业,这也与全球就业趋向吻合。尽管对于非洲的预测描绘了从农村的农业生产到都市的工业就业的结构转型,但就业的增加并不会减少贫困,因为基础设施投资仍会慢一拍。
对于非洲大量脆弱性就业的潜在利好消息是:预期中非正式人口占比的稳定下降。正式就业的增长将会转化为更稳定的收入,雇员权益和收益,以及对于技能发展和向上流动更大的动力。正式部门的扩展应该给就业、收入和职业能力带来数据上的增长,继而也会增强国家制定干预政策的能力,如劳动市场改革,以及问责能力。
然而,正式就业的增长也依赖于人口过渡的成功。如果没有预期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农业衰退导致的过剩劳动力将会带来更多的脆弱就业,使已经很严重的问题雪上加霜。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次级区域将享有最快的经济增长。未来35年,西部和东部非洲的人口增长速度将远超其他地方。根据预测,2050年西非将在城市人口占比上超过北非。与遍布整个大陆的人口转变并行的是经济的转型,因为东部和西部非洲的经济也将快速增长。西非的城镇化率将比东非高,带来更高的工业增长,继而更高的人均GDP。西非作为增长引擎预期中的崛起证明了人口增长和城镇化一起带来的转型能力。
日益严重的基础设施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整片大陆基础设施欠账最多的莫过于硬化路面和电力发电厂。虽然基准情景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许多,非洲的起点仍然很低。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非洲的路网密度每1 000平方千米只有204千米,世界平均值是944千米。这给工业增长带来了很大压力,使得原材料的导入和成品的入市都更为昂贵。(www.xing528.com)
与全球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将仍比较低。一体化的渠道包括贸易、全球和地区价值链以及区域一体化。一个重要的信号,或者说低区域一体化的预测是农业不能成为一个被充分利用(或者说成熟)的行业。其他指标包括持续低层次的跨境水资源管理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差异。
1.对于非洲可再生资源、能源和农业的意义
如果不经控制,非洲的人口增长、基础设施欠账和失业,与不产生就业又不消除贫困的怪异经济增长一起,将会最小化非洲实现人口红利的能力,并给水、能源和食品安全带来更大的压力。这对于非洲工业化的努力只有负面影响。
(1)可再生资源。给水资源系统所带来压力的不只是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基础设施不足,污染、疏于维护、混乱的管理和气候变化导致的降水高度不定性也会施压。由于区域一体化的不足和部门、国家间的竞争性需求,开展共同所有资源的合作更难了,监管也越来越成问题。
已经很低的需求相关基础设施投资会在非洲的次级区域进一步下降。相对于持续增长的GDP,就算在人口增长导致对水的需求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与水资源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会继续减少。除了对于现有在中部和北部非洲交通、能源和矿业“巨型项目”的巨大投资,对水资源安全的预期投资并没有反映在计划中。正如一篇基础设施发展的报道概括的,“水资源和垃圾管理需要更多投资,因为其将在中近期,以及这片大陆和世界的未来扮演关键作用”(德勤,2014)。因此,虽然在非洲有持续的大量外国投资,但水资源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短缺给这片大陆长期的水资源消费带来了影响,例如北非,尤其是埃及,预计到2100年其人均水资源可利用率将降低75%。
与人口增长一起,预期的气候变化影响将加速环境退化,更进一步破坏保护可再生资源的努力。如果全球平均气温提高1.5~2℃,那么靠近赤道的国家的气温将会提高4~5℃,这会给现有的农业体系和耕作形式带来灭顶之灾。已在人口增长和工业化重压下的土地将因为气候的改变更进一步受害。
对于降水的高度不定性尤其脆弱的地区,如东部非洲,将会经历投资回报的急剧萎缩,以及相伴而来的,在依赖水电地区能源安全的下降。由于水系低效管理导致的水循环系统紊乱会使得能源的供给日趋多元化。作为可再生水资源一部分的总用水量将仍会增高。
由于量级、时间、形式(雨、雪)以及降雨量和集水区水流的改变,可再生水资源预计将会在可预测性和再生能力上有所下降。在南部非洲对于水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和气候变化,会给这一地区水资源的监管带来沉重的压力,而南部非洲本就是这片大陆区域一体化最低的次级区域。举个例子说,在赞比西河流域设计的水电生产假设情景表明,到2050年主要发电厂产出的电力将会下降10%~20%。这是由于气温的提升和灌溉的扩大带来了取水量、蒸发量的提高。
水质将会严重下降。相较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非洲自来水覆盖率是最低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40%的总人口(3 210万)没有洁净水源。快速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提高了饲养业、农业和工业对水资源的需求,也造成了更多的污水排放。到2050年,由于农业中废水和营养物(化肥、杀虫剂)的排放越来越多,非洲的水质将因此恶化,会给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带来潜在的不可逆后果。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和更多的水资源消耗意味着需求的增速将是人口增长的2倍,这加剧了对水资源的竞争,也提高了社会政治矛盾发生的可能性。
(2)能源。与水一样,能源需求将超过供给,这会加剧能源获取和能源安全问题,减缓贫困的铲除。到205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预测会成为世界第9和第10大国家,人口将分别为1 940万人和1 650万人,使得中部和东部非洲本就在增长的预期能源需求雪上加霜。
电力的通达率仍将较低,并在2050年进一步下降,尤其在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非洲。尽管全球而言,到2050年会有10亿人左右获得电力,仍有5亿人被排除在外(非洲人口的27%)。令人担忧的是,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非洲没有电力供应的人口占比将会增加,这也是世界上唯一发生的区域。
能源需求和电力供应的鸿沟会被进一步拉大。因为中产阶级的扩大和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深,电力消耗会有提升(由于人口和工业增长,预计将会每年提高约4.5%),给发电、传输和配电系统产生更大的压力。对于电力的需求仍将超过供给,即便是假设基准情景下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增长、燃料来源多样化,再加上发电能力增长,制定鼓励离网发电的分散性能源政策的情况下,结果亦是如此。现在4/5的非洲人口仰仗于生物能源原料(稻草、木炭和柴火)来满足能源需求;农村人口占没有电力供应人口的大多数。到2050年,每年需要10亿吨木材才能满足能源需求。
虽然预期中的大型投资将到2050年扩张电力传输线,但这仍远远不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鸿沟造成了电力系统内巨大的缺口,尤其是在农村。
南部和北部非洲起点较高一些(有更高的电气化率),但电力供应会在除西部非洲之外的所有次级区域与预期能源投资一起增长。西部非洲的问题是人口爆炸,其年均用电量已经远远超过电力生产量,并且这一差异在不断拉大。相似的趋势也发生在中部、东部和南部非洲,其年均用电量已经超过了生产量(除去损耗)。电力消耗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会因为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加速而猛增,也会因为大宗商品的开采和消费而呈现向上的趋势。
在这一假设情景中,作为需求一部分的非洲对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将会大大增加,而这正逢国家们试图缩小供给—需求的差距,化石燃料进口既有区域的,也有国际的。区域性进口主要来源于水电和基于煤炭的电力生产,有时也会通过双边能源购买协议或者通过区域性电网来实现。国际性进口一般来说集中在如汽油、天然气和柴油等燃料油品以及如发电机等相关科技产品。
(3)农业。非洲的农业生产到2050年将会增加,这是因为这片大陆的劳动生产率、处于耕种状态的土地、灌溉基础设施和科技转移(从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都得到了扩展或提升。非洲在农业总产出方面可以有超过印度、美国和欧盟的增长率。这主要是因为非洲拥有相对未经开发的土地和水资源。
虽然西非和东非的提高显著,但在这些地区农业产出的增长也很快就会被人口增速所超过,这会使得农业进口的增加和依赖增强。
食品安全所带来的压力会迫使人们迁移到非洲的城市中心以及发达国家。迁移的增多会使非洲城市中贫困、暴力和失业的问题更加复杂,有动摇大陆稳定和破坏通向社会经济目标的任何进步的潜在可能性。
2.非洲和全球的基准情景:相似与不同
根据T-21世界模型,基准情景的模拟假设是当前趋势会继续下去,即高能源使用和排放以及对可再生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开采,绿色经济的转型停滞不前。这与非洲的基准情景假设十分契合。对于自然资源全球性的压力随着全球GDP的增长而越来越大,而这也降低了增长。在全球基准情景下的高度水资源压力、劣等的土壤质量和化石燃料价格的波动,会给GDP带来负面影响,并且降低如人口发展指数等指标。
水资源的全球基准情景与非洲的相似:两者的需求和消耗增长(在现有数值基础上增长接近70%),也有相应地对地下水源和水流远超可持续程度的依赖。从此时到2050年,全球农业产出也将经历稳定的增长,预计在作物生产价值上将比2010年增高36%,使2050年的平均营养提高7%。
在全球模拟中,服务业显示了最为快速的增长,但农业仍是一个重要就业方向(32%)。对非洲来说,主要由于人口的增长,到2050年对原始能源的需求将会增长超过57%。化石燃料、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增长将会满足需求(以产量排序)。因此,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消耗的占比仍是81%。这不会给非洲气候的未来带来什么好消息,因为这片大陆正在遭受全球变暖的危害,而这恰恰就是化石燃料燃烧排除的温室气体所导致的。对于非洲基准情景的另一个关注点在于(基准情景中化石燃料的进口满足了增长的能源需求和赤字),全球基准假设情景预期石油供给将在2030年后很快达到峰值,使得价格迅速攀升。
在全球基准情景下,资源消耗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持续的。然而,非洲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欠账使其远离了大多数其他区域。在所有3个产业部门中,非洲还拥有许多未经开发的资源,也拥有巨大的潜力来利用水资源、发展足量的可再生能源和提升落后的农业生产。3个产业部门的提升将推动前所未有程度的工业化,当然,这只有通过大大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才能实现。
非洲走到了十字路口。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位居世界前列,其原因是石油和天然气而非系统性的经济结构转型。在评论所谓的非洲经济增长悲剧和非洲崛起话语中,有学者在两者中都发现了缺陷:“非洲既不是注定欠发达,也没有突然进入了黄金时代。”该学者的报告认为,政策,尤其是工业政策,有潜力显著改变这片大陆的未来。基准情景的模拟凸显出了非洲的自然资源阻碍和社会经济挑战。这意味着通过采取包容性绿色增长议程,非洲国家有实施一体化工业政策和建设绿色经济的重要基础。
(三)绿色议程情景
绿色议程(GA)情景的特点是工业化的深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非洲从基准情景模式下更快地转型。生产率和减贫都要比基准情景来得快。绿色增长政策成为新“基准情景”,降低了资源集聚度并能重建非洲的生态系统服务。包容性增长得到了推进,提升了就业和劳动技能,加强了自然资本,增加了中小型企业的机会。出口的增加和对进口依赖的减少使得非洲变得更加具有全球竞争力,社会经济指标也得到提升。更多的经济活动在大陆内部循环,因为国内生产的增长满足了日益扩大的消费者需求,区域内部贸易也得以深化。正式经济部门的企业和跨国公司需要采取可持续的行为和与社区的合作来确保自己顺利运营,这也保证了有限资源的公平分配。
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和在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参与带来了稳定的收益。事实上,一个关键的成功因素是确立优先事项,因为非洲的体系和部门已知的缺陷告诉我们,并非所有事都可以同时进行。绿色议程情景突出了这种针对性政策措施流入整个体系带来的益处。
绿色议程情景是基准情景的一个变种,来源于国际期货模型。
1.可再生资源
在绿色议程情景下,水资源的总需求相对基准情景会有增长,这主要是工业需求导致的。从部门来说,来源于家庭用户的市政需求在绿色议程下并没有变化。虽然这看起来并不现实——绿色议程下的人均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标都得到了提升,这刺激了水资源的需求,因为水利基础设施的覆盖面更广,中产阶级也扩大了——为了工业化调配水资源的动机会超过家庭需求,这是一个折中。相似地,农业的水资源需求在绿色议程下只有少量提升,这与到2030年的农业投资和生产的增长相一致,接下来紧跟着的是衰退,一直到2050年低于基准情景的水平。
尽管绿色议程下的农业用水需求也许不会比基准情景有很大提升(产出的收益来自更高的效率,而不是用水量),我们可以预测市政需求将比基准情景有提升(根据绿色议程下家庭收入的提升),因此在绿色议程下对水资源的需求会比基准情景更高。
当水的需求水涨船高,非洲水资源短缺的区域需要加强干预,以提升水的供应。在绿色议程下,水供给量翻了一番,相对于基准情景有了显著提高。这是因为以下努力:(1)科技的广泛采用,如雨水收集;(2)对于水处理设施的投资提升,便于水资源回收和再利用;(3)解决土壤退化的问题,高水土流失区域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使之能作为流域内的关键水塔;(4)对生态基础设施的投资(保护和恢复湿地,清除外来侵略性物种,建立河岸缓冲带,以及其他);(5)对地表水资源的知识和管理得到提升;(6)给水利基础设施更多的投资,以提高覆盖率和效率;(7)提高公平分配和共享水资源取水的区域合作。
这些干预措施的成功与否因地而异,但东部和西部非洲——这两个在未来50年将会经历最高的人口增长率和气候变化导致的降雨增多趋势的地区——在雨水采集的增长方面有最大的潜力。
考虑到水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水资源供给的提升将会贯穿整个系统,推动食品安全、能源制造和工业增长的连锁反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到2030年,在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和土地恢复方面增加投资会在南非节约2 420亿吨水,这可以转化成该国家水压力指数相较于基准情景1.1%的下降。
气候的变化使得水资源供给方面的提升将会变得愈加重要。绿色议程下的每一项干预措施也都有助于减轻面临气候影响的脆弱性。
政策干预和在能源产生、农业生产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使得森林砍伐率相较于基准情景有所减缓。能源生产(在绿色议程下完全来自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和能源覆盖率提升所带来的收益将会增加清洁能源的消耗。由于电网覆盖的拓展,生物能(主要是木材和木炭)的消耗会下降。绿色议程下农业产出会更高,这主要是生产科技和耕地有关科技的提升所导致的,而不是因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同时也会减轻一些农业扩张给森林所带来的压力。这两种绿色议程干预措施——电力和农业——使得森林砍伐比基准情景降低了,且两种情景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
2.能源
在绿色采购计划和成本降低的助长之下,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急剧增加,缩小了供给和需求的差异。它也减少了在基准情景中可见的对化石燃料生产的严重依赖以及进口。
基于绿色议程情境中的可变因素,电力的覆盖面相较于基准情景有了显著提高。这些结果与大陆范围的模拟测试结果相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于布基纳法索的绿色投资效用的评估发现,相较于基准情景,投资可再生能源可以到2050年将电力供应提升140%,可再生能源占比也将从20%提升到60%。
3.农业
在绿色议程情景中,非洲农业的绿色发展和灌溉的扩大会带来生产率的巨大提升,减少对雨养农业的依赖。产出相对于基准情景也有很大提升。
最近的绿色经济模拟测试表明了相似的结果,尽管提升的幅度要小一些。对于肯尼亚绿色经济转型的情景模拟显示,到2030年农业产出将比基准情景提升15%,在塞内加尔类似的模拟也显示农业生产将比基准情景有所提高,而这是因为农业技术的提升和高端科技的引入。在南非,模拟显示,政府每年将GDP的2%投入环保部门的情况下,农业的绿色资将给产出带来23.9%的提升。
绿色议程下产出的预期增长将产生更高的人均农业产量,降低对食品进口的依赖,这也是食品安全得以加强的部分原因。产出的大量增长使得非洲成为高附加值农产品和农业原材料的出口国,继而能够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和将其比较优势资本化。
其中一个成果是农业出口的大幅增长。尽管这将在2045年左右平稳下来,但这相对于基准情景仍然给GDP作出了正面贡献。
对发展中世界的研究强调了中等规模的农场主比较倾向于能源效率,并采用新技术。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规模决定了这么做是经济的。他们的作业通常也包括了帮助他们提高生产率和保持经济规模的小型农场主。绿色议程的社会经济收益十分明显,以至于反对走绿色工业化路径的声音很弱。
绿色议程下非洲灌溉的快速拓展提升了生产率,也有助于降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温度提升和气候变得更加干燥的气候情景下,非洲干燥地区需要拓展灌溉区域来补给雨养农业生产。
随着科技的加速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农业产出会提升更多。现在低开发程度的可耕地(产量较低,因为水资源和空地的利用不足)提供了向更可持续、更有包容性的农业发展路径跨越的机会。亚洲和拉丁美洲“绿色革命”的研究和新技术给非洲提供了未曾有过的资源,如果驾驭得好,便可以加速变革的步伐。
在可再生资源管理,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提速和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升(包括轻型制造业)这几个方面的干预措施组合具有累积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些效益包括有助于实现人口红利,显著促进从非正式到正式劳动部门的进程,增强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经济增长的基础。
4.人口和就业
虽然面临着年轻人口就业不足乃至失业的问题,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非洲如今的生育率下降比其他一些已经经历了生育率转型的区域(包括北部非洲)要慢,也带来了一些经济收益。加速生育率的下降——如同绿色议程下的情况——无论是对减少非洲的依赖比率还是为了更快实现人口红利来说,都是必要的。
多部门绿色议程干预措施的广泛实行会加速非洲生育率的转变,带来巨大的系统层面上的收益。电力和清洁水源覆盖率的提高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和在物理、社会和知识资本中向上的趋势。总体效应将是政治和经济稳定得到巩固,这也是进一步降低出生率的一个关键因素。
向正式经济的转型所带来的是服务业和制造业GDP占比的提升,非正式劳动力的下降。反映了对社会的伴随收益,包括对民主、经济自由和性别赋权的益处。所有的这些都在绿色议程下提升得更多。
一些绿色议程情景的假设和成果可以与基于T-21世界模型的全球绿色投资情景(G2,下同)相比较,尤其是绿色投资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都显示了积极的成果和趋向。
G2使我们可以将非洲的绿色增长置于全球背景下来理解。非洲的绿色议程情景和G2尽管在一些驱动力和基准线上不同,有时候差异很大,特别是有关非洲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欠账以及低得多的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但两者产生的成果是吻合的。G2代表了一种与绿色议程相似的战略,两者都包含了环保投资和长期投入的政策框架。
G2假设全球GDP的2%投入绿色投资将会带来全球GDP 10%的增长,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的正面社会和环境收益,这点上绿色议程与之相符。与绿色议程情景一样,G2将那些能够使这个世界更好地吸收气候变化影响的部门政策视为优先。
G2着重于能源和气候变化。绿色议程也将能源投资视为优先,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以期解决三个关键问题:非洲巨量的能源基础设施和资源欠账;非洲工业化的有利条件不足;和从对水电投资(因为环境和气候影响以及对水资源的竞争导致的收益减少)和化石燃料进口(价格波动大,昂贵且不环保)的能源依赖的转向。在解决这三个问题过程中,绿色议程认识到非洲需要可信赖、足够恰当的能源供给来支持工业化,通过优先使用其广袤可再生能源的绿色能源投资,非洲也拥有一个巨大的机会来跨越发展。这是非洲绿色工业化路径的奠基石。
虽然G2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和低碳发展的投资稍微减缓了中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增长会变得更快且更可持续。清洁能源投资的排放更少,减少对不稳定能源的依赖和更加有效率、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使得非洲和全球的绿色情景比模拟的基准情景更为具有适应能力。绿色议程也必然地把一些方面的投资作为优先,包括非洲的雨水收集和储存基础设施,交通网络和改良的农业土地利用实践。
在绿色议程情境下,就算水需求提升,水资源缺乏也会变得可控。大型的新基础设施投资的环保化使得每一个导致水资源缺乏的因素都同时被解决了。
在农业及其工业化中,G2主张绿色投资应该更多地被投入农业中,理由是农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于非洲的大多数地区,这是成立的,绝大多数世界最不发达国家都位于这些地区。G2表明,在这些例子中,对更可持续的农业投资会增加产出和生产,提高营养和食品安全水平,并为农业工业化开辟道路。
非洲的绿色议程作了相似的回报丰厚的假设。他们也意识到基础设施的欠账亟须弥合。绿色议程包含G2考虑到的这些方面:灌溉拓展,提升水资源覆盖面,更环保的耕种实践和增量投资(有机肥料、虫害控制和食品加工)。
总体上,这些投资在两种情景下都提升了作物生产率。在G2中,每年约1 980亿美元的增量投资将会在2050年使生产率提高17%。G2和绿色议程在农业附加值方面都显示了积极趋向:相较于基准情景,G2会在2050年带来5%的提升,这主要是由于中长期G2有更高的预计每亩产出。
逐步的社会及环境收益也见于G2和绿色议程中。在全球基准情景下,投资可以促使经济增长在短期快于绿色议程(在GDP和人均GDP方面),但在社会端几乎没有区别(贫困、失业和营养)。在中长期情况则大不相同:G2和绿色议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表现都要好于基准情景。这两种绿色情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较低,诸如能源集聚度、水资源使用和自然资本足迹等,这使得它们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更快。
最后一个被观察比较的趋向是包容性增长,尤其是就业。在G2下,全球绿色经济中的经济增长会将就业数据提升到49亿,高于基准情景3%~5%。在绿色议程下,非洲的城市人口和基准情景增速相似,但由于工业化的绿色发展、就业岗位的增加和当地企业的发展,绿色议程的就业率更高。
工业化和服务业的提升也助推了非洲向正式经济的转型。他们是绿色议程情景重要的伴随收益,亦来源于在可再生能源。环境适应力强的基础设施,能源使用效率,土壤复原和新绿色企业的投资增加。所有这些投资的总回报将是数以百万计的新增就业和整个大陆的包容性增长。
(四)一些结论:有利环境的重要性
非洲正坐在一座“金矿”之上,因为非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还拥有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充足机会的地区之一。立即进行绿色议程——基准情景显示了在仅仅35年内可能导致的巨大资源枯竭——可以创造恰当的有利环境。
一个关键的有利条件是基础设施,在这一方面非洲需要巨大的投入,否则工业化的绿色发展将不可能。基准情景显示,如此规模的投资必须要环保化,才能驾驭和保护关键的可再生资源以及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就业。然而,如果没有恰当的有利环境,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的欠账会继续令人忧虑地增长。由于不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变得愈加虚弱(因为它既没有气候适应性也没有资源效率),这一欠账会一直是非洲增长前景的威胁。
绿色议程所需的可再生资源耗资很大,但他们可以被满足。绿色议程提出了权衡利弊的问题,但它也同样显示了非洲可以如何控制和减缓许多威胁增长的因素。如果在建构适应能力时有充分考虑和专注的行动,这片大陆甚至可以适应并非由非洲导致的气候变化。应用全球最佳实践和区域成功的例子可以帮助非洲国家提高水资源管理,减弱极端事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获得国际和国内的气候融资。
成功最重要的条件可以说是非洲在国家、地区和大陆层面的监管能力的提高。非洲的16个内陆国家依赖拥有海岸线的邻国来获取许多资源,如港口、市场和技能。投资者,尤其是私有部门,仰仗于可持续的市场准入和安全的自然资源来保证有利于他们的收益。国家间的依赖关系和共享的资源往往意味着,潜在投资者们在浩如烟海的变量中能控制的很少。为了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和公民权利,非洲政府必须在区域合作监管框架内解决基础设施的欠账问题。
更好的监管和投资决策需要政府将权衡中有关竞争性发展主张的能源需求置于优先地位,特别是共享资源的部门和国家之间。对权衡的理解可能有助于国家克服现存的跨境和区域合作的不作为,因为这常常是为了保护国家或者部门的既得利益,而又经常要低于合作所带来的共享收益。对于权衡之处和共享收益的分析需要一个更长远的眼光来衡量发展决策的可能成果:现在可以把水用于拓展水电和灌溉,但到2050年,如果人口如预期增长的话,我们还可以像现在这么做吗?新基础设施的环保化会加速投资的步伐吗?或者说长期而言相关的支出是否会高于收益?
对有些人来说,采取绿色议程也许看上去像一种妥协,但实际上并不是。基准情景产生了另一系列不同的成本。现今的增长路径不仅给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带来了威胁,也不能在目标的达成上取得进步,诸如创造就业,包容性,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而这些都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成分。
绿色议程意味着——也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来实现长期目标。作为回报,绿色议程提供了一条收益越来越超过成本的路径(因为其影响深远的直接益处和实行绿色议程所带来的伴随收益),保证了这片大陆能够通过工业化的绿色发展走向结构转型。
换句话说,绿色议程使非洲不只是具有保护自己的自然资源禀赋,也产生了十分值得拥有的伴随收益,包括减贫。绿色议程需要一系列的行动使政府走出基准情景,也需要政策措施与议程的协调一致。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将复杂的政策组合在一起,如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工业化和气候适应力等。该国在国际上宣布的气候弹性与绿色经济框架描绘了它广义上的战略,工业化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政府对提升纺织品出口的追求,与通过建立生态工业园区而实行的零污染零排放政策得到了协调一致。这一协调将会,比如说,有助于保证污水处理是制造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尼日利亚的水产养殖业给了我们另一种选择。这是一种市场导向的包容性增长样本,主要通过一条资源高效的农工业价值链来提升资源效率,并将本土知识包含在内,以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包容性就业。
尽管每个国家各有不同,但将埃塞俄比亚绿色框架内蕴含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原则应用于整个大陆也可以使非洲走上一条工业化绿色发展的道路,伴随着一系列收益,包括更高的增长,降低的贫困水平,更可持续的资源管理和人口红利的实现——考虑到预期中的严重人口压力和快速城市化,这些都将是重要的转变。
要想实现这些成果需要迈出勇敢而又连贯的步伐。绿色议程情景(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全球绿色投资情景)提供了政策干预和激励的指导。如果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较好执行和紧密监督的话,它们会很有希望使非洲走上高回报投资的道路。清晰、明确的政策对于推进非洲工业化绿色发展的进程是必要的,但它需要在水资源、能源和农业环保利用的一体化政策上做出额外的努力。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要一起着手处理在这些部门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来管理相关的相互依存方和影响,以及实现它们对于社会经济福祉的整体重要性,因为整体要大于个体的总和。两种情景都强调了这片大陆上快速扩张的城市人口(预期将伴随非洲的高人口增长率)。城市化已被证明会加剧非洲现有的水资源、能源和食品安全挑战,这也突出了非洲城市绿色发展时一体化方法的重要性。
1.水
非洲只能选择水资源的优化利用来使社会、经济和环境受益。公共和私有部门都需要多重的基础设施投资。气候变化要求所有新的水资源基础设施要根据气候适应性的标准来建设。其他问题包括跨境、国家和部门监管,以及在不同的发展优先级之间分配水资源的权衡。因此,需要在部门和国家间的权衡分析上进行大量投资,从而量化社会、经济和环境收益以及气候波动和变化影响下的水依赖发展的后果。监管和制度安排需要修改,从而给此类分析得出的决定创造有效实行的条件。
非洲国家有机会减少水资源短缺并提升水质。这些机会包括提升跨境水资源管理和监管来使各方参与水资源保护和收集,包括市政府、大中小型企业和家庭。参与的方式可以如家庭和产业层面上的雨水收集。
水资源发展和更高的利用效率需要更强的激励措施。依赖于其构成模式,这种激励措施可以导致对水资源真正成本的标价,而这也是长期而言资助其他重要干预措施,如土壤修复和铲除外来侵略性物种等的必要收入来源。
2.能源
扩大可再生能源既是绿色议程和G2的前提条件,也是非洲工业的奠基石之一。没有能源的话,非洲将不能工业化。其他选项也很有限,要不就是太过昂贵,价格波动大(进口化石燃料、核能),要不就是可用量越来越少(水电),因此,可再生能源是符合逻辑的选择。在非洲有一些成功国家的故事可以借鉴。为一个国家的情况量身定做的绿色采购计划可以提高能源覆盖、刺激更多的本地能源产出、产生重要的水资源收益和减少对越来越难以为继的水电和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可再生能源成本的大量降低是达成这一进程的中心,预期将会得以持续。
绿色采购计划必须与这个国家经商的方式相符,然而每个国家都不同。虽然南非出人意料地在短时间内提升了可再生能源供给,将私营部门包含在内,减缓了乡村地区的能源危机,创造了新的就业和社区收益,这种做法是可行的,因为这个国家有活跃的金融服务部门以及参与度很高的外国和本地投资者。包容性增长是肯尼亚和南非可再生能源广泛增长的主要收益,同时也是因为中小企业参与度的加深,就业的增加和外来投资和本地化的增长(本地可再生能源科技部件的生产,本地就业岗位和社区收益)。
绿色采购计划可以也应该被鼓励:鉴于南非的情况,政府和消费者基本没有成本,这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政策选择。政府需要为能源购买协议提供担保,以及如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被保持在低于其他替代品的价格下,即现在南非的例子,提供担保对政府来说并没有太大压力。
挑战在于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免费”能源,比如生物能。然而,较贫困的群体可能付不起能源(或水资源)的真正成本。这意味着化石能源开采的全部成本,例如,南非的煤炭,或者说相关的外部环境成本;例如,由于生物能收集造成的土壤退化,在当前通常并未纳入关税范围,目前这个情况也很难调整,尤其是在贫困区域。社会保护措施可能需要作为一种过渡方法来促使人们的能源消费从高碳(以及依赖于免费水)转移出去。通过多样化的生计来提供其他收入来源是关键的,农业部门提供了一个中短期机会,尤其是通过农业部门中原材料的附加值处理。
3.农业
有关农业的决定必须与水资源和能源的决定一起考虑。这些部门间以及与人类健康和生计间的相互依存度——尤其是在城市中心——是很高的。
尽管农业的绿色议程提出了一组干预措施,这一部门的最终增长很可能是世界食品需求和购买力所驱动的。相对于世界其他饥饿地区,非洲有使用度较低的土地和水资源,其中甚至包括未经开发的雨量充沛的牧场。此外,农业生产在提高财务回报方面只有有限的能力;近年来的对于非洲和亚洲的集中研究表明,农业生产的极限是大约每人3 000卡路里,这意味着农产品处理这一重要的附加值部门对于优化农业的潜力是非常关键的。因此,非洲有机会产生过剩食品,从而挣得出口收入,但这个大陆必须准备好满足那些资源枯竭、人口饥饿的国家的外部需要。这要求政府在技能、科技、机构、基础设施、恰当的政策和问责机制等方面进行投资。
作为对需求的准备,非洲必须积极确定一种可持续的政策工具,使其同时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都能结出果实。一些为了达成绿色议程的投资选项如下所示:
(1)扩展有气候适应力的水资源基础设施。比如说,提高灌溉能力的步骤,虽然往往是私人所属(即通过商业农场主),实际上也是国家的,甚至有时是跨境的决策。这要求对水资源可用度和对其他用途的竞争进行评估,如水电。灌溉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因其可以提升产出的可靠性。在绿色议程情景下,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提升雨水收集,这也需要私人投资(家庭和产业层面),但达到需要的规模只有通过公共激励才可能。这种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在于它简单的技术、对于环境和经济收益的知识和对于如气候等生物物理方面活跃的研究。中短期的目标是降低水资源短缺,以及持续的供给。这种干预措施也有潜在的长期收益,即能提供水库甚至流域级别的水安全。
(2)绿色农业。包括绿色灌溉计划,强势的农业绿色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效率(减少收货前后的垃圾和作物损失)、更高的用水效率和提升土地利用方式来达成。这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干预措施,例如增强的延伸服务和技术支持以及保障使用者的土地使用权。这些行动需要政府在技能、机构、技术支持、恰当的政策和问责机制上进行投资。
(3)在增值农业吸引投资。农业绿色发展进程和灌溉扩展所带来的产出的提高应该在该部门中的轻制造业刺激更大的投资,特别是考虑到当前低水平的农产品处理。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比如更好的市场准入、标准的提升、一贯的政策和加速的地区及国际出口增速,会进一步推动这些投资,增值农业,正如尼日利亚鲶鱼的案例所示。
(4)在获得食品安全收益之外有很强的潜力,来产生本地供给链以及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上的包容性增长。
4.城市化的绿色发展
正当非洲着手维护其延伸至未来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时,人口增长和快速的城市化给非洲带来了主要机遇和挑战。城市是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创新的关键引擎,也是全球变暖和环境问题的主要来源。城市处于全球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的中心。2009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长在经合组织城市圆桌会议上达成了一致。这是因为城市的安宁能够通过在经济刺激的形式与环境和社会包容性的提升紧紧相连。城市是绿色增长迈上新台阶的基础。其中一位参会市长的主张是本章主题的关键:能源是工业化绿色发展的奠基石,城市的形式很重要,低城市集聚度是更高能源和交通消耗的推动力。这一因素,与其他因素——如满足快速增长人口的食品需求和保证可信赖安全水源的获取,使我们必须要在规划的时候慎之又慎。
许多非洲城市有着这片大陆所有的缺陷,十分引人注目,包括破旧的基础设施(能源、水利和卫生),肮脏的空气(本地交通、煤油和石蜡产业排放的空气污染),低就业率和失业,食物短缺和社会不公。在那些现在就能够处理的超负荷城市(其中有些已是超大城市,人口超过或正快速接近1 000万人)、成长中城市和新兴城市,这些挑战需要紧迫的解决方案。基准情景突出了非洲亟须进行城市化的环保发展;绿色议程情景则给了我们希望:通过加强经济、环境和社会包容政策的融合,我们可以获得绿色增长。有效的城市政策需要融入构筑非洲工业化有利条件的一盘棋当中。它甚至会比经济手段带来更多的绿色增长收益,比如说更深层次的工业化,这主要是因为城市——作为技能、创新和机遇汇聚的中心——已经准备好提供集中的生态创新,更大规模的环保基础设施和经济上的环保技能。
【注释】
[1]赵亮宇:上海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
[2]刘伟才: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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