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非一般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中国现在究竟应该构建什么经济学？这是探讨构建中国经济学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洪文”有两个提法，即构建“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从“洪文”的相关论述来看，“中国经济学”好像是指中国人研究的、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现在要构建的“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洪文”解释说“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同时又说“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发展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认为“这其实是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这些关于亚当·斯密《国富论》、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国现在应该构建什么经济学的论述存在多重误解：

第一，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是要“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

什么是“《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洪文”写道，“《国富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抓住经济增长主题，即发展社会生产力，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有了经典的研究框架”。从上面的引文也可以看出“洪文”还认为，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研究范畴”。

实际上，主要研究生产力，还是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而是目的、立场、内容、观点、方法。所谓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采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式而建立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虽然有一定合理性和作用，但是并不很科学，最突出的是并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趋势。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4]则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框架。无论是在目的、内容还是方法上，这两种理论框架都存在本质的不同，实际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突破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形成了更加科学的理论框架。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什么必要、又有什么可能“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为什么要走并非十分科学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回头路呢？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像“洪文”所说的那样，要回归到以“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21世纪中国化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了。

尽管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研究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像“洪文”所说的西方经济学那样“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偏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包括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途径，而生产关系、经济制度都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即使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洪文”关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研究主题的论述自相矛盾。

“洪文”一方面指出“传统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的公共属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亚当·斯密《国富论》“延续了‘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这就是说也是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说“《国富论》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抓住经济增长的主题，即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是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这两种说法自相矛盾。实际上亚当·斯密《国富论》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主要研究的也是生产关系。从“洪文”上述对《国富论》显著特点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国富论》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所谓“经济增长主题，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主题和目的，绝不是空洞、抽象、超阶级的纯粹生产力问题，同样存在为谁发展、谁享有发展成果的属于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更是百分之百的生产关系及相应的上层建筑；更重要的是，《国富论》本身的内容主要也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从《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开始论述的分工协作专业化，到其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利己主义动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各种收入的来源和分配等，虽然这些都与生产力发展有关，但是本身都是生产关系。

分工协作专业化是生产力问题，还是生产关系问题？按照“洪文”的理解，这可能应该是生产力，是人与物的关系，其实不尽然。这恰恰主要是以一定物质技术条件为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分工协作！

的确，任何社会都要发展生产力，否则无法生存和发展，但是决不能由此就认为发展生产力只是人与物的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只是生产力的问题、不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无论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还是从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路径来看，如何发展生产力主要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而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首先，发展生产力有一个为谁发展、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生产关系问题不是生产力问题；其次，发展生产力必须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恰恰就是要把生产力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和上层建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而是生产关系甚至包括上层建筑的问题；再次，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创新，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又必须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生产经营者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积极性，这也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而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最后，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或者核心问题是必须优化资源配置（生产力配置使用），而配置方式主要是市场机制、计划机制和两者相结合的机制，这同样也不是生产力本身的内容，都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因素。

“洪文”强调“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既要重视生产关系，又要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者不可偏废”，这种看法又是不准确的。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一样，都是重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并没有偏废任何一方面，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存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的问题。而且必须明白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重视、“二者不可偏废”，不等于是两者平起平坐、没有主次之分，作为政治经济学必然主要研究生产关系。

第三，中国现在要构建的中国经济学不是“洪文”定义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www.xing528.com)

从前面关于经济学及其分类的说明可见，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三个名词的内涵是存在很大差别的。不但“中国经济学”非常笼统抽象，而且所谓“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也比较抽象笼统，从字面上看不出其阶级特征或者社会属性。实际上，至少应该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研究如何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主要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研究如何建立和巩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为主要任务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现在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洪教授在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长篇报告中，只是一般笼统地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不明确指出要构建的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笔者认为，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探索研究的也是如何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现在需要构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什么其他性质的政治经济学，更不能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不是可有可无的、是绝不能省去的。正如“洪文”指出的，现在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要“为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而能够发挥这种指导作用的只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什么其他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

虽然洪教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在介绍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时提到过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专门论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2万多字的长篇报告中也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但是“洪文”始终都没有明确指出他所说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说明前者是后者的简称。“洪文”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界定也是抽象模糊的，根本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由此可见，“洪文”主张中国现在要构建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洪文”写道，“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表面看起来，这是一种似乎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科学的界定，其实似是而非。“洪文”是承认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的，做出这种一般化的抽象界定，实在令人费解！难道能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完全或者主要不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吗？如果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那“洪文”要构建的到底是“中国特色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呢？不得而知。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洪文”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只关注、侧重于研究社会的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而忽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略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种倾向是“偏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相对忽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正是为了防止或者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所以中国应该构建“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实际上经典的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存在这两种错误倾向。

“洪文”还结合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苏东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表明：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研究放在与生产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只关注或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好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注重研究生产关系而不重视研究发展生产力的结果，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实际。苏联并不是只重视生产关系变革忽视生产力发展，而是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力的。从理论上看，列宁甚至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6]斯大林也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7]从实际上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曾经蒸蒸日上、由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弱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变成了位居世界第二的强国，并且为打败世界法西斯主义做出了突出贡献。

“洪文”还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矛盾突出，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去40年偏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关注GDP，相对忽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这种判断也是严重不符合实际的。中国的改革恰恰就是要改革完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环节和部分，是特别重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的啊！怎么能说是“相对忽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呢？至于“洪文”所说的“苏东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由于篇幅所限，只有以后再找机会探讨了。

“洪文”为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甚至还补充道，“这其实是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正如前面第一点的论述，这更进一步说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完全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真是要“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那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了。

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这是探讨中国现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首先必须正确、精准、清晰、明确界定的，否则就会导致概念模棱两可，思想混乱。不仅无法真正弄清中国现在到底要构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学的“西化”留下后门。“洪文”认为中国还是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所以建议洪教授以后论述相关问题时，不要删去“社会主义”这个不能缺少的关键词，不要再使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这个很少人使用的有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尽可能采用现在大家都采用的更加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免引起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