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在2016年1月26日《联合早报》网络版上发表的《中国的知识短缺时代》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有效知识的供给不足。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长期以来，中国所具有的只是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没有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得到发展。在不存在中国经济学的情况下，如何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呢？各种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拿它们来解决中国问题往往导致问题的恶化。”笔者认为，郑永年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这种判断不完全符合实际，可以说是对错参半。之所以说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许多西方经济学中没有的新理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前所述，中国提出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人在改革实践过程中通过不断试错和总结经验教训而创立了以往没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理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成就。之所以说对，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学现在的确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国有企业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财产和收入分配制度等究竟应该改革成什么样还不是十分清楚，面对许多棘手的实际问题也拿不出有效的应对之策，的确存在盲目崇拜、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现象，最近的例子就是股市熔断机制的盲目引进和少数人简单照搬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倾向。

郑永年在文章中自己也说，“中国也有知识供应充分的时代，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那段时间。当时，尽管没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但他们都是真正了解中国、负有国家建设责任心的一代人。”正是这一代人研究和探索使中国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且用以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改革和发展要想继续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也是要深入研究、继续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值得我们深省的是，郑永年还指出，“现在尽管研究者都有博士学位了，但很多是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则是外行。知识短缺的情况不改变，中国的改革就很难从顶层设计转化成为有效的实践，或者在转化过程中错误百出。近来的金融市场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进入新常态，又一次处于大转折、大改革、大调整、大转型的时期，经济发展的各个重要方面都出现了新特征。经济发展目标由解决温饱问题转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转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运行状态由短缺经济转变为相对过剩经济，现在需要进一步再转变为供求基本协调平衡经济；经济增长速度由连续6年高速度下降到中高速度，需要继续保持在中高速；产业结构由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服务业太少、农业落后转向一般制造业过剩、高端制造业不足、服务业发展、农业仍然落后，再转向高新产业、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农业实现现代化；城乡结构由城镇化严重滞后转向快速推进、工农城乡差别扩大，城镇化率超过50%，需要再转向积极稳妥推进高质量的健康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工农城乡差别缩小，实现城乡一体化；地区结构由差距不大转向扩大，再转向缩小；增长动力由主要依靠投资、外需、传统产业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消费、内需、现代产业驱动；发展方式由以外延、粗放、数量扩张、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转向内涵、集约、质量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平衡、协调、可持续；所有制结构由片面追求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度下降、私有制经济超过50%，再转向在继续毫不动摇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同时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真正做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财产和收入分配由更重视公平、平均主义倾向严重转向更重视效率、差距扩大，再转向公平效率兼顾、差距缩小、发展成果共享，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转向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完成许多更加困难艰巨的新任务。在新常态下，中国面临一些两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又要克服自发性和盲目性带来的市场失灵；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中的作用，又要防止信息局限性和利益局限性造成的政府失灵；既要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又要克服公有制经济现在还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切实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真正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即结合、兼容）；既要继续发展私有制经济、发挥其积极作用，又要尽可能减少其消极作用；既要适当拉开财产和收入差距、追求效率，又要注意公平、合理缩小贫富差距，真正做到兼顾公平和效率，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既要消除“短缺经济”，又要避免“过剩经济”，力求做到供求基本协调平衡。^[5]这些都是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内的现有经济学都没有解决的、都找不到答案的世界性难题，凯恩斯主义、里根经济学都解决不了这些难题，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深入实践探索、进行理论创新、寻找正确答案。(www.xing528.com)

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现在必须进一步发展、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这应该是现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特别应该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认识，使其真正形成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必须大力培养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壮大研究队伍，提高研究能力；特别是必须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不能只是讲空洞抽象的大道理，重点是紧跟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组织攻关探索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世界性难题；科学总结中国经验，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为中国新阶段的改革和发展献计献策，提出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为正确合理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