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奔七之年，编选文稿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

人生苦短,不经意间,已经到了“奔七”之年。现在终于有时间坐下来编选一下自己的文稿了。

我是1978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后开始从事历史学学习与研究的。兰州大学历史学系1946年正式成立,著名国学大师顾颉刚教授担任首任系主任,著名史学家张舜徽、史念海、杨向奎、王树民等教授曾在此执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赵俪生、张孟伦、李天祜、汤季芳等一批名家及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毕业的高才生在这里任教。我们七八级同学,是恢复高考后入学的第二届学生,同首届七七级同学一样,大家经历过此前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 ,都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大家学习异常刻苦努力,形成了特别好的学习氛围。因此谈到史学研究的起步,我要特别感谢母校及母校老师当年对我们的培养与教育,感谢历史系当年为我们成长提高创造的极好条件,也特别怀念同学们当年“为中华崛起”而努力学习、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

此次选编入本书的史学文稿,系我从事史学学习与探索四十年以来陆续写就,大多已在中外正式刊物或出版物上发表过。内容大体涉及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二是关于六朝史;三是关于唐宋史。这几方面大体上反映了我在史学领域学习与探索的范围。此外,还收录了部分序跋、书评、学术综述类文章。

关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跟随硕士导师齐陈骏先生学习时开始涉及的领域。本书前面所收的数篇均属出土文献考据或资料整理,大多与我重点研究的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相关。对于“考索之功”在史学中的作用,章学诚有名言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章学诚既看重“独断之学”,又不轻视“考索之功”。治史者若不具备考索之功,史料来源、史料存亡、史料真伪搞不清楚,那么立论的根基就难以牢固,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独断之学”。

在治学的主攻方向上,我以唐史为重点。本科与研究生阶段,主要研读的是隋唐历史文献史料。接触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也多以这一时段的资料为重点。而唐史研究的重点,我放在社会经济史方面,这除了恩师的引导之外,主要得益于当年学习赵俪生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金宝祥先生的唐代均田制、宁可先生的汉唐经济史等课程及拜读陈寅恪、何兹全、唐长孺诸大家著作后受到的影响。这些先生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都是既有“考索之功”,又真正具有“独断之学”。

在研究专题方面,我用力最多的则是中国中古的良贱身份制度,最初仅限于唐代的良贱身份制度,以奴婢身份为重点。1985年到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进一步拓展良贱身份制度研究的范围。特别是跟随南京大学魏良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无数次的耳提面命,他要求我必须从长时段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看待中国中古的良贱身份制度,搞清楚这一制度的来源及衰落的原因,要注意中外相关法律的比较,加强理论的综合分析。我最终以《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2004年,同名成果经专家评审入选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文库”,并入选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正式出版。收入本书中的多篇论文就是在探讨这个专题时陆续发表的。

初随导师齐陈骏先生学习时,他就一再告诫,研究唐史,不能不研究前后的朝代,必须通读魏晋南北朝的史料,掌握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条件时还要下延至宋史。齐师开出的重点阅读书目,除基本史料外,重点是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等。齐师指导我写作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四万多字的《论五凉政权中的世家大族》。当时承蒙导师厚爱,让我抽出部分内容发表在《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收入此书中的《西凉大姓略考》即是那时完成的习作。来南京师大任教以后,身处六朝都城南京,进一步加强六朝史的学习与探索,我先后完成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六朝社会研究”等,出版了《六朝文化概论》(与许辉等先生合作)、《南朝文化》(与来琳玲等合作)等,同时发表了《萧衍覆齐建梁考论》等一批论稿。

宋与西夏史是我很早感兴趣的另一史学领域。这缘于我当年在大学学习李蔚先生宋史及西夏史课程时受到的启发。李蔚先生是宋史专家,亦是国内较早研究西夏史的名家。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第一篇宋史论文《宋夏争夺河西控制权述评》,经李先生推荐发表于《西北史地》。多年后,我又有幸与著名宋史专家陈振先生合作,完成了“研究生学习指南丛书”中《宋辽金史研究概述》一书(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的写作。可以说在研习宋夏史方面,两位先生给了我很大帮助。(www.xing528.com)

2013年我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西域出土中国中古法律文献比较研究”。课题组成员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2019年最终以结项优秀的成绩完成了项目。收入本书中的论文如《三至五世纪鄯善王国水利法初探》《试论三至五世纪鄯善王国奴隶制的几个问题——兼与中原奴婢制、罗马奴隶制比较》《从出土文献看六朝时期西北地方法的特点》《从<天盛律令>看西夏转运司与地方财政制度——兼论宋夏地方财政制度的比较》等,即为其中的部分成果,全部成果不久将成书,正式出版。

我对历史人物用力较多的,是对唐宪宗的探索。唐宪宗李纯与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号称为唐帝“三宗”之一,以往人们比较重视唐太宗、唐玄宗、女皇武则天的研究,仅相关的著作就不下数十部,而对安史之乱后平定天下藩镇、再振大唐的唐宪宗却研究甚少,成果有限。专著最早仅有赵文润、拜根兴两先生的《唐宪宗》(三秦出版社1992年7月版)一书,虽只有十多万字,但筚路蓝缕,诚属不易。此外,学界有关唐宪宗的研究论文也不多,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1994年我应东北师范大学任爽先生之约,完成了唐帝列传之一《唐宪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的撰写。2016年,我又应人民出版社之邀,为“历代帝王传记”丛书撰写了42万字的《唐宪宗传》一书(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此间,我还围绕着唐宪宗问题,撰写了一批论文,现拣选数篇收入本书。

在江苏地方史、南京地方史研究方面,我先后主编出版了《江苏通史·宋元卷》(与潘清等合作)、《南京通史·隋唐五代宋元卷》(与王淳航、骆详译等合作)等。《江苏通史》曾获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本书收入了数篇相关文稿。另外,我为魏良弢师主编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史著英华》一书所写的“三通”评介文章,考虑到对青年初学者也许还有用,也一并收入书中。

本书第二部分是书序、书评、学术动态等。其中有些是我为自己著作写的序言、导论等,有些是我为学人著作写的序言、书评。清人顾炎武曾批评“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但我想顾炎武批评的是那些自己不了解所序书的内容、又想利用作序赢得声誉或书的作者想利用作序者身价扩大书的影响的人。而我对所序书的内容都是有感而发,所序多在数千言以上,是我对书中相关学术问题的评论,且我也不是什么大咖名人,想来作者也不必借我之名抬高书的身价。

最后几篇文章属于学术动态的介绍,有的虽然发表时间已久,但对初涉此领域者也许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稿中多数文章的内容可归于宽泛的社会经济史范围,故以此为书名。

“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由于论稿完成于不同时期,前后历经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新资料的发现,有些论点也许需要修正,有些史料可能需要补充,回头看遗憾不少,但为尊重历史原貌起见,除明显的字、句之误外,未作大的改动。个别文献的注释,为方便今天读者,改为易见的通行版本。我的学术水平与能力都很有限,所选论稿中难免有许多谬误与不当之处,敬乞同行及读者给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