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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渐进过程

时间:2023-05-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渐进过程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类社会分成四种形态,后来拓展为五种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分析,把人们的联系分成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个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了条件。”[18]无论五阶段说,还是三阶段说,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将建立在最高度发达的资本文明基础上。

第一,共产主义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的美好蓝图。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本体论的角度解读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他说:“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谁若把‘共产主义’认为只是‘党’或只是‘世界观’,他就是像那些把美国制度只认为而且还加以贬谪地认为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人一样以同样的方式想得太短浅了。”[19]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从共产主义社会中划分出第一阶段,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探索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毛泽东还想到,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因此,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也不能一下子都完全满足需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他还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毛泽东预言,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

第二,作为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在不断探索。从18 世纪40 年代后期起,马克思就主张,在资本主义和真正共产主义社会之间需要一个过渡阶段。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的:“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0]这个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或第一阶段通常被理解为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他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毛泽东还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21]

自1921 年社会主义从理论开始走向实践以来,历经百年沧桑,见证波澜壮阔。曾经有过席卷亚非拉的革命高潮,也有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遭受重大挫折的发展低谷。在论述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进而论述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时,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他指出:“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22]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的,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此并不讳言。因此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既有创新和发展,也有失误和挫折。邹诗鹏提出:“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构想依然是人类社会的目标。迄今为止已经经历的社会主义,都只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无疑走过了很多弯路甚至于错路。”[23]必须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斗争依然还是当代及未来一定阶段内人类社会的主题之一,社会主义的发展难免面临曲折、挫折甚至反复。如果坚持人类的进步史观,那么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和资本主义的最终失败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第三,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的社会主义实践应该也必须比资本主义更为彻底。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24]货币是平等、自由的制度的体现,但进一步发展却是不平等、不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看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自由恰恰到后来变成不平等、不自由。而这个不平等、不自由恰恰是资本主义平等、自由的实现,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资产阶级却垄断了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享有权和解释权。马克思强调:“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5]他认为:“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同自己的目的即同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定被抛弃。”[26]奥地利裔美籍法学家汉斯·凯尔森提出:“一个实在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任意创造,而始终是在一个特定集团中,在家庭、部落、阶级、等级、职业中,各个人相互影响的结果。每一价值体系,特别是道德体系及其核心的正义观念,是一个社会现象,是社会的产物,因而按照其所产生的社会的性质而有所不同。”[27]他断言:“从摆脱任何道德或政治价值判断的科学角度看,民主和自由主义只是社会组织的两种可能的原则。”[28]究其实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与无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自由本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远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排斥自由、平等本身,排斥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毛泽东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30]肖恩·塞耶斯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批判者,但对自由主义倡导的价值规范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进步性的同时揭露其局限性,以求真正彻底地实现它们。马克思坚称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最终会导致一个新社会秩序的出现,“在该社会秩序下,自由社会的冲突可以得到解决,自由主义所理想的自由和正义最终会得以实现”[31]。邹诗鹏指出,“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都一以贯之地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及人权价值,并要求通过社会主义真正实现这些价值”[32]。由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虚假性,社会主义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必须在坚实而优越的制度基础上加以重构和诠释。换句话说,这些概念的社会主义诠释应该也必须比资产阶级的诠释更为真实可信。

第四,未来自由的劳动时间成为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时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性得到了自由发展,这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缩减必要劳动,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都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将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劳动具有主体性,人作为一个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量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这种主体性意味着,人在劳动过程中属于支配者、调节者、监督者,他不再从属于劳动,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代替人从事的劳动。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人,而是生产过程的监督者。那时,工人就不再是旧式分工所形成的那种片面发展的人,而是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承担一个社会局部职能,因而形成局部的个人,而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个人。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绝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33]

马克思认为时间的伟大意义在于:“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34]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他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伟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35]也就是说,节约时间等于把人作为一个完美的人生产出来。“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36]共产主义社会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反复提到人是主要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和社会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是一致的。科学只不过是生产力发展及财富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表现为生产的丰富的宏大基石的是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7]任何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都不得不面临客观的社会生产和物质基础。上面这些设想必须与客观实际相适应,而不是相反。人类不是完美的,对未来的主观选择和实际行动更不会是完美的。不完美的人类和人类行为造就了一个充满着希望、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未来。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第8 页。

[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页。

[3][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135 页。

[4][苏]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2 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7 页。

[5][苏]列宁:《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918 年1 月中旬),《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12 页。

[6][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06 页。

[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63—64页。

[8]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 页。

[9][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330 页。

[10][奥]冯·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89 页。

[11][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02 页。

[12]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08 页。

[13][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5页。

[14][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148 页。(www.xing528.com)

[15]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07 页。

[16][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52 页。

[17][德]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58— 459 页。

[18][德]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 页。

[19][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6 年),熊伟译,《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384 页。

[20][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34—435页。

[21]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 页。

[22]同上书,第120 页。

[23]邹诗鹏:《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史视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 年第2 期。

[24][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52 页。

[25][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35 页。

[26][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186 页。

[27][奥地利]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第8 页。

[28]同上书,第5 页。

[29][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3页。

[30]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8 页。

[31][英]肖恩·塞耶斯:《作为自由主义批判者的马克思》,张娜译,《哲学动态》2015 年第3 期。

[32]邹诗鹏:《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思想史效应》,《哲学研究》2013 年第10 期。

[33][德]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6 页。

[34][德]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 页。

[35][德]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 页。

[36]同上书,第108 页。

[37][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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