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六一、《册府元龟》卷一五九都载有开元二十八年(740)六月一日颁布的一道诏敕,上面说:“先置陆驿以通使命,苟无阙事,雅适其宜。如闻江淮、河南,兼有水驿,损人费马,甚觉劳烦。且使臣受命,贵赴程期,岂有求安,故为劳扰?其应置水驿宜并停。”这道诏敕很容易使人误以为这年以后的唐代水驿都被诏停了,消失了。《玉海》卷一七二就说:“二十八年六月,停水驿。”其实这只是一度停办,后又恢复,且维持到五代。唐代不仅有水驿,而且量大面广,制度完善,宋代也有。但史籍中的水驿史料既少见又零散,以至时至今日,人们仍无法对唐宋水驿的具体情况获得完整清晰的了解。故撰此文,全面探讨唐宋水驿制度,勾稽其主要内容和发展变化,为学者的文史研究提供参考。
与对陆驿的管理体制相同,唐朝亦以尚书驾部郎中、员外郎掌水驿舟船之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数”,地方上以诸道观察使、刺史监临,御史台中有监察御史充馆驿使,察过阙,每驿皆有专知官,管理体制完密。其驿距设置也是三十里左右置一驿。开元中,全国有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每驿置驿长一人,“量事闲要以置船,事繁者每驿四只,闲者三只,更闲者二只”,以此为准,水驿分为三等。每只驿船给丁三人以充役。凡水驿所需什物“并皆为市”(《唐六典》卷五),即到市场上根据市价自行采购。
唐代水驿皆由政府“给钱以资之”(《唐六典》卷五),其主要经济来源是唐代天下诸州“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唐六典》卷三)的国税,此款专供军国传驿邮递,主要通过开设在各地水陆交通要道的税场征收。如泗州的泗口税场,凡“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开成二年(837)泗口税场共收得税额一万八千零五十五贯文,“内十驿一万一千三百贯文,委户部每年以实钱逐近支付”(《唐会要》卷八四《杂税》),至开成中,户部每年拨给江淮水驿每驿经费为一千一百三十贯文。这些钱主要用于馆驿的经办维持,也包括水驿差役、牵船驾舟的舟子、水夫的劳动报酬支出。《唐会要》卷六一《馆驿》载,会昌二年(842)以前,江淮、两浙每驿供使水夫价钱约十五千。此后由于取索无度,费用剧增数倍,“苏常已南,每驿使供四十余千,或界内有四五驿,往来须破四五百千。”实际费用在增加,这在唐后期是个大趋势。
要研究水驿制度,就得考察水驿的实例。可是唐代水驿数量较少,与水陆兼驿两数相加也不过三百来所,少量的水驿夹杂在千余陆驿之中,判断起来相当困难。然而却也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大致说来,如果一座馆驿既临江傍河又有交通线路相通,那它就可能是水驿或水陆兼驿,否则不能认定为水驿。如王建、白居易诗中提到的汴路水驿,即是运河水路上的著名水驿;嘉陵驿既在金牛、成都驿道上,又与嘉陵江水路相通,是一座水陆兼驿。元稹《江楼月》:“嘉陵江岸驿楼中,江在楼前月在空。”姚鹄《嘉川驿楼晚望》:“楼压寒江上,开帘对翠微。”二诗显示该驿临江而建,通嘉陵江水路。
唐代有不少驿名都带“水驿”二字,但决不能望文生义,以为凡带有河、湖、水字的驿都是水驿。实际上,多数这样的馆驿恰恰不是水驿,而是陆驿。唐代两京驿道上的戏水驿、敷水驿、滋水驿、横水驿、甘水驿,宋代辽使往来的两河驿路上的神水驿,都是陆驿,因为尽管这里置驿,却不通水运,不可能有水驿。之所以带水驿之名,是因为它临水,遂以水名为驿名,滋水驿与滋水、戏水驿与戏水、敷水驿与敷水之间,都有这种关系。某些驿名带水驿二字,却不是水驿,而是山驿。林逋《出泉水驿》:“晓城寒水共萧萧,湿碧吹青路一条。烟霭浓间出山驿,林萝深里过溪桥。”诗句表明它的山驿性质,这样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有些带水字的驿,因在水路上,通水运,故为水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殿直吴舜卿受诏募兵沂、兖间。至泗水驿,被酒,手杀平民八人。”韦骧《至白水驿辍趋文还益昌》:“辍程趋疾且归来,莫讶回船在不期。”杨万里《宿兰溪水驿前三首》其一:“人争趋夜市,月自浴秋江。灯火疏还密,帆樯只更双。平生经此县,今夕驻孤幢。”所举驿站都在水路上,驿前停有船舶,当然是水驿,所以说是否为水驿主要还得看它的实际情况。
唐人用词一向随意,他们有时也把水驿说成是水店,如李郢《友人适越路过桐庐寄题江驿》:“麦陇虚凉当水店,鲈鱼鲜美称莼羹。”诗题标明是水驿,诗句却称水店。另一些诗提到水馆,其实也是水驿的一种,指不在大驿路上的水驿。如张祜的《濠州水馆》,所写即濠州的一座水馆。其中有高阁、清流、白石、游鱼、秋树、夜桥、南轩,环境优美。只因位置稍偏(在今安徽凤阳),才不称驿而称馆。对于以上这两种情况,我们也应当估计到。
唐五代史料中很难找到水驿分布的记载,唐诗中却有大量记述。综合各种材料看,唐代水驿分布的重点区域有两个,一是江淮两浙河流沿线,一是长江流域。
《国史补》卷下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江南自古以来就是水乡泽国,河网密布,水路交通发达。唐代更是这样,江淮之间,辟有水陆两条驿路,交通体系完善。某些乘驿出使的官员,贪图这里的交通便利,自己取陆路,随从则乘船取水路;或者自己乘舟,而以随从走陆路,“一道券牒,两处祗供,害物扰人,为弊颇甚”(《唐会要》卷六一《馆驿》),以逃避检查。此举尽管不合法,却颇能见出这里水路交通的发达。唐诗中对淮汴江浙水驿的记叙也最多。薛能《下第后夷门乘舟至永城驿题》:“连浦一程兼汴宋,夹堤千柳杂唐隋。”王建《汴路水驿》:“晚泊水边驿,柳塘初起风。蛙鸣蒲叶下,鱼入稻花中。”李绅《早发》:“火旗似辨吴门戍,水驿遥迷楚塞城。”李郢《晚泊松江驿》:“片帆孤客晚夷犹,红蓼花前水驿秋。”四诗所涉地点从汴河直到苏州,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里水驿的风采。
由于这里水路交通发达,故唐人送别诗中凡送别亲友往东南者,几乎都要提到水路或水驿。钱起《送丁著作佐台郡》:“水驿偏乘月,梅园别受春。”戴叔伦《和河南罗主簿送校书兄归江南》:“草莽人烟少,风波水驿长。”白居易《送刘郎中赴任苏州》:“水驿路穿儿店月,花船棹入女湖春。”都是运用这种方式概述其水上行旅特色,水驿成为诗篇中显眼的风景。
长江流域的水驿则以中下游比较多见。地处华中的荆楚水系与东西南北四路的水道相通,其水路交通的发达亦不逊江南,文人南迁北返,常作诗以纪。李白《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杜甫《泊松滋江亭》:“纱帽随鸥鸟,扁舟系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远微青。”两诗中的水驿分别在鄂州、荆州。从荆南到岭南的湘桂水系,也修建了为数不少的水驿,唐诗中颇有记载。王建《送严大夫赴桂州》:“岭头分界堠,一半属湘潭。水驿门旗出,山峦洞主参。”杨衡《送人流雷州》:“逐客指天涯,人间此路赊。地图经大庾,水驿过长沙。”都说从长沙到桂岭,沿途列置水驿。单写某座水驿的作品也有,如张说《岳州观竞渡》:“鼓发南湖溠,标争西驿楼。”杜甫《过南岳入洞庭湖》:“欹侧风帆满,微冥水驿孤。”所写均为岳州水驿,虽未举出驿名,但凭常识亦可知即洞庭湖边的洞庭驿,刘长卿、李群玉诗都提到过。(www.xing528.com)
江西境内长江、赣水纵横流贯,也有完整的水系,故唐朝在江西境内也颇置水驿。李嘉祐《送裴员外往江南》:“枫林缘楚塞,水驿到湓城。”韩翃《送赵评事赴洪州使幕》:“山河映湘竹,水驿带青枫。”李颀《送张升卿宰新淦》:“水驿楚云冷,山城江树重。”三诗都指出唐代江西水路多水驿的事实。张九龄出任洪州刺史时,还曾以彩笔描绘洪州石头驿独特的水驿景致,“远林天翠合,前浦日华浮。万井缘津渚,千艘咽渡头。渔商多末事,耕稼少良畴”(《候使登石头驿楼作》),为记述唐代江西水驿的名篇。
水驿之外还有水馆,数量也不少,屡见于唐诗,李绅《宿扬州水馆》、张祜《濠州水馆》都是唐诗中描绘水馆的佳作。从这些作品看,唐代水馆都近江而建,雕栏玉砌,高阁清流,白石游鱼,树色夜桥,积水成阴,中有轩楹可供闲步,配有舟船以便行旅。根据以上情况,似可断定所谓水馆多是设施、等级稍低的水上驿馆,而不是只待客却不提供交通工具的客馆。
宋代构建了完整的水运体系,也有水驿。北宋水驿仍以淮汴、江南水驿最多。韦骧《汴上简陈成伯学士》:“除书何日到宣城,水驿迢迢引旆旌。”曾巩《酬王微之汴中见赠》:“黄流浑浑来沙际,佳气葱葱近日边。河汉槎虽通远客,蓬莱风未纵归船。山城剧饮销红烛,水驿高吟襞彩笺。老去相逢情自密,不关清赏合流连。”陆游《舟中作》:“官道苍茫多水驿,客游飘泊厌风飱。”写的都是汴路水驿。不仅如此,还有题写在水驿中的题壁诗,如《侯鲭录》卷一所引卢秉《题汴河驿中》,可见北宋水驿的繁荣。即使偏远的湘西、黔中之地也置有水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载,北宋时,诚州“自洪江口至梅口江约三驿,又从托口寨卢阳县界至梅口江约四驿”,唐代却没有这样的记载。直到南宋末,多数水驿仍得到维持,汪元量诗中就有不少,如《淮安水驿》《夔门驿》。各种情况表明,宋代水驿诗歌的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为唐代所不及。
长江流域是宋代南方水驿较为集中的另一地域,从中游的归峡荆鄂诸州到湘赣等支流,都可见到宋代水驿的身影,最南的水驿远至潮州、琼海及与安南接境诸州。陆游《入蜀记》卷四:“舟之所以败,皆失于重载,当以大字刻石置驿前,则过者必自惩创。”写归州水驿。苏洞《送三兄出宰常山》:“迓吏江边少,赍装驿外都。”《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李纲亦以论水灾去国,居义兴,伺光于水驿。”记常州水驿。汪元量《临川水驿》:“悲歌曲尽故人去,笛响长江月正明。”记抚州水驿。
宋代水驿之外还有水递铺。这些水递铺由发运使、转运使或巡驿使臣主管,主要分布在黄河、淮河、汴河、长江、湘江等水道。《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谓自荆渚至桂州,有水递铺夫数千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亦称陕路沿江有八十九个水递铺。以陆路为主的驿道,因途中也夹有水路,故也有水递。宋代自京城至剑州、江陵、福建、江西驿路,沿途不乏水递铺,一般十余里至二十余里有一水递铺,其密度远大于驿。
宋代水递之法源于唐代。据载,会昌时,李德裕不饮京城水,特别偏爱常州惠山泉,为此,自毗陵至京,沿途置递铺,这是关于水递的最早记载。但后人不太清楚水递与水驿的区别。如《纬略》卷一:“德裕好惠山泉,置驿取水。有僧言长安昊天观井水与惠山泉通,杂他水十余缶试之,僧独指其一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饶为罢水驿。”将水递误认作水驿,实际上,水递只是驿递的一种方式,水驿则是水上交通机构,李德裕所置的是水递而非水驿。而且所谓“置水递”也只是动用唐朝自京城至常州的水路馆驿,在其中临时性地置水递,而不是真的由京城到常州沿路创建水递铺或水驿。
除水驿外,还有水陆兼驿这样一种特殊馆驿,其特点是同时有水陆两路相通,配备水陆两种交通工具,兼具水驿与陆驿的双重性质与功能。湖南朗州的潜水驿就是这样一座馆驿,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描绘这里的特殊景
致:“候吏立沙际,田家连竹溪。神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鹊噪晚禾地,蝶飞秋草畦。驿楼宫(官)树近,疲马再三嘶。”胡曾《早发潜水驿谒郎中员外》:“半床秋月一声鸡,万里行人费马蹄。”两诗都提到该驿既有水路又有陆路,舟船、驿马兼备的制度,是说明唐宋水陆兼驿制度的最好实例。
水驿或水陆兼驿都修筑有装卸货物、上下人马的码头,人称“驿步”。刘禹锡《别夔州官舍》:“三年楚国巴城守,一去扬州扬子津。青帐联延喧驿步,白头俯伛到江滨。”韩偓《汉江行次》:“村寺虽深已暗知,幡竿残日回依依。沙头有庙青林合,驿步无人白鸟飞。”司空图《杂题九首》之四:“驿步堤萦阁,军城鼓振桥。鸥和湖雁下,雪隔岭梅飘。”黄庭坚《跋苦寒竹》:“开封张德渊,号为有急难之义,予晚识之于长沙,名不虚得也。泊船驿步门,与德渊官廨相近。”诗文显示,这些驿步都是临江而建的码头,其附近就是水驿或水陆兼驿,码头和水驿间有路相通。总之,驿步是水驿或水陆兼驿的附属物和配套设施,其作用是供人货上下船舶,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离开了驿道与馆驿,它就变成了毫无用处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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