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行驿：驿路上的专使和馆驿制度

所谓“行驿”指派遣专使乘坐驿马，沿驿路前行至目的地办理事务，这是唐宋时期开辟驿路、设置馆驿的主要目的，也是研究唐宋馆驿制度必须讨论的重要专题。

唐代馆驿管理体制精简高效，置驿较密，驿马齐备，从京城到全国各地主要方向都有驿路，天下诸州也多有道路相通，保证了驿使较快的行驿速度。朝廷常常发急驿去完成各种任务，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颇能显示唐代馆驿制度的优越。除完成各种临时性任务的驰驿以外，唐宋时行驿，主要在以下范围内进行：

贬降官员，发遣流人。唐代所有流贬人都令“驰驿赴任”。如乾元元年（758）六月，房琯贬邠州刺史，刘秩贬阆州刺史，严武贬巴州刺史，都令即刻“驰驿赴任”（《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类似例子极多。具体的驰驿行贬则交由京兆府和沿途州县实施。本来，贬降官员于朝堂谢过以后，是“容有三五日装束”，相对宽厚的，但李林甫当政以来，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及不附己者，对待流贬官员分外严厉。体现在馆驿制度上，就是要大幅度提高行驿速度。天宝五载（746）七月六日，鉴于以前流贬人经常在路逗留，郡县包容，诏：“自今以后，左降官情罪稍重者，日驰十驿已上赴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此后流贬人的发遣方式，都改成差纲专程领送。地方官如因循不改，当追究责任。此后诏书中，确实都加上了“即差使所在驰驿领送至彼”、“仍差纲领送至彼”、“仍即差使驰驿领送至彼”之类字样，以表明处置方式和惩罚程度。差纲之外，有时别遣中使押领。德宗即位，就使用这种手段打击重臣。据载，建中元年（780）五月，“三日之内，大臣出贬者七，中途赐死者三。刘晏、黎幹皆是其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参军，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引《续定命录》），所载杨炎贬道州的时间虽与史不合，但“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的描写却是符合实际的。唐代通往南方的长安至荆南驿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流贬人南迁北返，不少诗人都碰到过，并作诗以记。孟浩然《江上别流人》就是这方面的名篇：“以我越乡客，逢君谪居者。分飞黄鹤楼，流落苍梧野。驿使乘云去，征帆沿溜下。不知从此分，还袂何时把。”诗中的“驿使”即乘驿押送流人的使者。白居易《寄隐者》也写到这一现象，云：“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住。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禄厚食万钱，恩深日三顾。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较之孟诗，白氏此诗已由个别上升为一般，概括了唐代宰相宠极而衰、出入中外的生活道路，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唐宋时期，因为法制不够健全或案情复杂，不好把握，地方上总有一些案件不能判决，上报中央处理，朝廷通常派遣监察御史一类官员前往审理，这在唐宋文献中称为“按狱”、“理囚”。唐史中此类记载极多，有的使官还留下纪事的诗篇。如元稹《使东川》组诗、舒元舆《桥山怀古》，分别是两位按狱东川、坊州时所作。宋代也经常派遣郎官、御史乘驿分诣诸路，疏理系囚，不少出身御史的诗人都曾奉命办理过这类事务。

若各地发生水旱虫灾或兵火战乱，中央政府都会尽快遣官驰驿按视，抚恤赈济。贞观元年（627）七月，关东、河南、陇右及沿边诸州霜害庄稼。九月辛酉，太宗命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徵、治书侍御史孙伏伽、检校中书舍人辛谞等驰驿分往诸州检视灾情，抚恤存问。大中祥符二年（1009）七月，京东徐、齐、淄、青、兖等七州大水，真宗诏遣使驰驿按视。乾符四年（877），黄巢兵乱之后，唐朝亦派遣国子司业李夷遇宣慰、蕲、黄、汝、随、申、安等六州百姓。

地方官员奉命赴京办事或上奏，京官受命出使办理钱谷财政，多驰驿而行。张说开元九年（721）九月自并州召还，入相，刘瑑大中十一年（857）以河东节度使自太原召回，拜户部侍郎，都是驰驿赴阙。宇文融为御史中丞，程异为盐铁副使，筹备军需财政，亦“乘驿周流天下”（《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又外官授命，无论正授、贬授，都取便道之官，限期进发，此为“《六典》故事”。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使，宋尹继伦授灵庆兵马副都部署，都是乘驿赴任。

邮驿本为军政大事而备，遣使处理军机，更是寻常之事。若军情特别紧急，则“飞驿”以达。早在唐初，太宗就采纳马周的建议，建立了“飞驿以达警急”（《大唐新语》卷六《举贤第十三》）的制度以应急变。遇到敌人入侵、军队叛变或其他突发事件，都要发飞驿以传达情报。如贞元三年（787）五月，吐蕃背盟，“将校覆没，兵临近镇”（《旧唐书》卷一二五《柳浑传》），邠宁节度韩游壞遣使飞驿上奏。此外还有飞驿告捷、飞驿送诏等情况。

古书中驿、置相通，“飞驿”有时又作“疾置”，宋代文献中常见。如宋太宗召赵昌言入京，拜给事中、参知政事，“乘疾置以入”（《宋史》卷二六七《赵昌言传》）。宋代地方官处置政务事有不便，边镇将帅有事关机要者，亦令上表状，“疾置以闻”。

飞驿还被用于传达急诏赦免囚犯等。类似这种特殊任务，非迅速、及时不可。若诏书能够及时送达，则能救人性命；若迟到，则犯人已被处决，后果严重。《朝野佥载》卷一记载：“逆韦之变，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至怀州武涉（陟）驿，有敕所至处斩之。寻有敕矜放，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宋太平兴国初，有个叫侯莫陈利用的商人，卖药京城，多为不法，赵普在太宗前揭发他，太宗命赐死商州，旋又后悔，“遣使驰传，贷其死。使者至新安，马旋泞而路，掀于淖而出，换它马。及至，磔于市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两次延误诏命，都是由于乘驿奔驰，使人过度劳累造成的。(www.xing528.com)

至于出使行驿的具体速度，则因人因事因时而异。如蕃州都督、刺史赴京朝集，其官定速度是“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但出使办事就不一定也是如此。最快的如传达重要赦书，日驰五百里以上，十六驿左右。后梁开平元年（907）以后，政府规定文武官员出使的行驿速度是“日行两驿”（《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这应当是起码的速度，一般都不会低于此数。

承担公事的性质、任务不同，行驿速度也有缓急，“事速者，一日十驿以上；事缓者，八驿。还日，事缓者六驿以下”^[3]。可见来与回也不一样，去时事急，故速度较快；回程时无使务，事缓，故速度较慢。同一件事，不同时期，因为政策规定有异，行驿速度也不一样。比如押解流贬人，就有很大的差异。天宝五载（746）七月规定：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已上赴任。由于过快，流贬人多未至任，即中途劳累过度而死。而以前却不是这样，《唐律疏议》卷三“流配人在道会赦”条：“诸流配人在道会赦，计行程过限者，不得以赦原。注：谓从上道日总计，行程有违者。疏议曰：行程，依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其水程，江、河、余水沿泝，程各不同，但车马及步人同行，迟速不等者，并从迟者为限。假有配流二千里，准步程，合四十日。若未满四十日会赦，不问已行远近，并从赦原。从上道日总计，行程有违者，即不在赦限。”这与唐朝对漕运物资的速度规定吻合。对于罪状较轻的，唐朝政府甚至不作明确规定，政策相对宽松。如唐蕃战争中抓获的吐蕃俘虏，唐朝一般都要遣使押解到福建、湖南等远地，最慢的每天才行一驿，这有白居易新乐府《缚戎人》诗为证：“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递行。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差异之大，令人惊异。

交通工具不同，速度也不一样。乘驿马的行进速度就普遍比乘传车要快，使事闲缓的乘传人甚至规定“每日不得过四驿”（《唐会要》卷六一《馆驿》）。宋代也如此。《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附孙昭述传》：“初置义勇军，人情讻讻，昭述乘疾置，日行数舍，开谕父老，众始安。”一舍即一驿，数舍即数驿。按日行五六驿计算，宋代驿距为六十里，则亦不过三百六十里，这是乘传的最高速度。而行驿者最快能日行五百里以上。宋史上某些“善驰驿者”，达到了惊人的速度。宋太祖时，开封人李神祐特能驰驿，太祖派他驰驿追回一道诏书，“时诏已下五日，神祐一夕而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五天的路程，他竟一日一夜之间追上并且返回，可谓神速。太宗朝有个叫李继隆的，日行速度更高达四五百里，在古代，这是极为罕见和难得的。

若官闲事缓，则每日只行一驿之程。颜真卿《与夫人帖》说他离官以后，有一次前往郑、汴，“一日只拟一驿”，即三四十里左右。白居易出使东都，乘坐篮舁，也是“日驰一驿”（《奉使途中戏赠张常侍》），这种情况也不少见。

行驿快慢有着先决条件，如驿距设置合理，马匹配备齐全，道路不是山险，等等。驿距过长，驿马疲乏，则无论如何也快不起来。陇右道通往吐蕃的驿路，两驿相距在百余里以上，接近河源的吐蕃列馆，四个驿站，每驿相距二百余里，如此遥远，就很不利于行驿驰传。

乘驿之外，另有“乘递”。如大和元年（827）十一月，天平军节度使乌重胤病故，文宗以华州刺史崔弘礼为天平军节度使，“仍诏即日乘递赴镇”（《旧唐书》卷一六三《崔弘礼传》）。仁宗宝元年间，亦令新除近边知州“乘递马赴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从文献实例看，乘驿与乘递，在速度和马匹等级方面似也有区别，只是记载不明，看不出来。

唐朝对乘驿的管理很严。无论内外文武官，事非急切都不得乘驿马，有急速大事才遣驿。乘驿马者，都得依驿路而向前驿。若不依驿路别行，就是“枉道”，必须治罪。每入一驿都必须勘验符牒，以防“诈乘驿传”。尽管如此，但还是不乏“诈乘驿传”者。即使在对驿马控制得最严格的唐初和宋初，也发生过类似事例。武德九年（626），韩州刺史封同人诈乘驿马，入朝切谏。中宗朝，谯王李重福为韦后所诬陷，连年外贬，不得归京，乃自均州诈乘驿而进，至东都，发动叛乱。徐敬业策划反武后的起义，也是诈乘驿传至扬州，然后起事。太平兴国三年（978），更发生过无赖少年李飞雄诈乘驿传发动叛乱的恶性事件，震动全国。

驿路上人使车马络绎不绝，这就有个公共秩序问题。对此，唐宋都有明文规定，见于两朝《仪制令》。唐令规定：“道路街巷，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为规范交通秩序，唐朝下令将这四条于道路立碑刻字，昭示路人。长兴二年（931）八月，重申此制，“令三京诸道州府，各遍下管内县镇，准旧例，于道路明置碑，雕刻四件事文字，兼于要会坊门及诸桥柱刻碑，晓谕路人”（《册府元龟》卷五九）。太平兴国八年（983）正月，太宗听取大理寺丞孔承恭的建议，亦令“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并且“令两京、诸道各于要害处设木刻其字，违者论如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将唐代制度继承下来。北宋时，这样的木牌“京师诸门、关、亭皆有之，而所在道途双堠处皆刻之”（《事物纪原》卷七引《谈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