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命运共同体：引领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方向

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相对滞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和面积均居世界首位的亚洲域内经济体的差异性、多样化和复杂度异常明显。这不仅包括相对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使经济合作的基本态度和主要目标、利益诉求和妥协承受能力存在较大分歧，经济政策的协调和融合更为不易，还包括意识形态、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尤其宗教信仰有别、发展道路多元、文明多样，域外大国利益集中、外部依赖相对较强、非传统安全挑战增加，地缘政治敏感而复杂，安全利益和诉求同样分歧较大。这也意味着，尽管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程度不尽相同，亚洲经济一体化还是相对较多地受到现实非经济尤其是安全和域外因素的影响与牵制，亚洲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相对欠缺。需要强调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经济活力的不断增加和潜力的逐步显现以及整体性崛起，进一步强化了区域内包括域外大国在内的战略博弈的复杂性和激烈度。而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使亚洲经济体的实力对比进一步变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凸显。一方面，亚洲经济体对中国的期待和疑虑同步增加，既希望分享更多中国发展红利，又担忧自身发展空间被中国所挤占，既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地区责任，又担忧自身发展会更多依附于中国。另一方面，域内经济体为此所各自进行的战略调整及其相应产生的放大效应和利益博弈，使诉求协调的难度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也正因如此，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核心和理念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符合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特点，能够更为合理而有效地引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和进程，助力其现实发展困境的突破。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迫切需要缩小内部发展差距，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增长的不均衡问题。早在2009年亚洲开发银行关于亚洲基础设施的评估报告就已强调，亚洲大部分经济体基础设施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8-1），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显著改善，就会继续成为增长的瓶颈。^[19]根据其2017年的报告，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存在明显差距，许多经济体因港口、铁路、道路不足而无法与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高效连通；如果保持现有增长势头，即使排除气候调整的基准预测，从2016年到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也将超过22．6万亿美元，较之2009年报告所预测的2010—2020年平均每年7 500亿美元翻了一番。^[20]从2016年1月正式开业至2017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实现4次扩容，成员由57个增加为84个，在菲律宾、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塔吉克斯坦等12个成员展开贷款总额合计42亿美元的24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且仅有1个项目隶属非亚洲经济体。^[21]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仅有利于边界自然障碍的拆除、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内部市场的有机整合、密切相互之间尤其相对落后的内陆次区域之间的经贸联系、减少贸易运输成本，还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挖掘并释放贸易投资合作潜力、扩大区域经济合作受益面、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为亚洲经济一体化开拓新机遇、提供新动能。

表8-1　2008年亚洲基础设施质量与世界的比较(www.xing528.com)

●注：得分1＝不发达，7＝按国际标准为广泛和有效。
资料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
Tokyo：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09，p．51。

亚洲经济一体化与地区的政治及安全合作紧密相连，进一步推进还需要切实加强政治互信，改变政治安全合作长期滞后于经济合作的现实状况，尽可能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但要打造责任共同体，而且要筑牢人文共同体，强调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具有基础作用及推动力量的社会人文交流与沟通，摒弃以邻为壑的思维方式，推进深层次对话与合作。2015年亚信峰会“上海宣言”形成“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强调“共同努力推进地区一体化”；2017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布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继2018年8月宣布形成“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后，同年11月的领导人会议一致同意2019年内完成对“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的第1轮审读，亚洲经济体的战略重心进一步向发展转移。以菲律宾为例，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由2016年的“转圜”到2017年的“巩固”再到“提升”^[22]，2018年11月双方一致决定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经济合作的潜力得以迅速释放，并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2017年中国跃居菲律宾第1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2018年前5个月，中国对菲律宾新增投资1．65亿美元，是同比激增67%的2017年全年的3倍多；11月习近平访问菲律宾期间，共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基础设施合作规划》《文化合作协定2019年至2023年执行计划》等29项合作文件。而异质文化在交流碰撞基础上的吸纳认同构成了整合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23]亚洲经济体的“亚洲游”^[24]特征突出，2016年超过70%的亚洲出境游是在亚洲内部进行，2017年中国入境外国游客中有74．6%来自亚洲。^[25]亚洲区域内人文交流的日渐密切，尤其是更多选择通过沟通与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也充分反映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域内各经济体谋求共赢、和平、繁荣的共同利益诉求和民心所向，有利于共识的达成与扩大、战略互信的建立与深化和新型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更为基础性的支撑和更加强劲的动力，产生“1＋1＞2”的叠加效应甚至“2×2＞4”的乘数效应^[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