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取得的成就与世界各国对比
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2017年我国GDP达到12.25万亿美元，是1978年的81.9倍，年均GDP增量高达3103亿美元。从全球来看，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目前已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跃居世界第一。2016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2.4%，位居世界第一，比1978年的3.1%高出29.3个百分点，比排名第2位、第3位的美国和印度分别高17.8个和23.5个百分点。
人均GDP不断提升。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8788美元，较1978年增长了约55倍，比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129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水平仍有很大差距。2016年，我国人均GDP位列世界第73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
（二）经济结构：服务业占比提升，城镇化高速发展
三次产业中，农业占比显著下降，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经济结构显著优化。1978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4.6%、47.7%和27.7%，到2017年，我国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已变化为7.9%、40.5%和51.6%。与主要国家相比，我国在产业升级中最大的特点是第二产业始终保持较高的比重。
城镇化率显著提升。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8.5%，较1978年上升40.6个百分点，同期世界城镇化率由38.5%提升至54.3%，升幅仅为15.8个百分点。
财政赤字状况处于安全可控水平。2016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考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政府结转结余资金）达到3.8%，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高水平，高于国际公认的3%警戒线，但主要源于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仍处在可控范围。
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总体平稳可控。2017年末，我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36.2%（不包括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与或有债务），已连续两年下降，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17年，我国金融业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0%，较1978年上升5.9个百分点。从全球来看，我国2016年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位列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第二位，仅低于占比9.6%的南非。
银行业信贷发放量占GDP的比重已超过高收入国家水平。2016年，我国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达到215%，仅次于美国、日本的水平，高于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同时远高于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
人均电力消费大幅增加。2016年，我国年人均用电量已达到4280千瓦时，是1978年的17倍多，并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3128千瓦时）。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迅速。一是铁路里程大幅增加。铁路网密度由1978年的0.53千米/百平方千米增加至1.3千米/百平方千米，增幅达到144.3%，但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二是航空业进步巨大，但仍有较大空间。1978年我国航空总客运量仅为154万人次，到2016年已增至4.88亿人次，总量位于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但目前我国人均年飞行次数（0.35次）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5次），航空基础设施发展空间仍然巨大。
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每万人专业医师数量大幅增加。1978年我国根据当时各年龄段死亡率推算的当年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仅为65.8岁，到2015年已升至76.1岁，寿命增加了10.3岁，增速快于全球水平（9.7年）。2015年，我国每万人医师数量已增加至23.1人，较1978年增长超过一倍。
识字率大幅提升。1982年我国识字率仅为65.5%，到了2016年已上升至97.4%，接近发达国家普遍99%以上的水平。
（七）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与水平整体提升
高等教育学历人口比重不断上升。24岁以上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从1980年的1%上升到2016年的20%，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我国毛入学率已达到43.4%，较1978年大幅提升了42.7个百分点，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7个百分点，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相当大。
（八）可持续发展：单位GDP产出的碳排放与能耗大幅降低
单位GDP产出的碳排放大幅降低。2014年，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为1.24千克/美元，尽管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较1978年下降了75%，降幅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最大。
单位GDP产出的能耗量大幅降低。2014年，我国单位GDP的能耗为0.37千克标准油/美元，尽管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较1978年下降了82%，降幅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最大。
失业率水平长期保持低位。除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水平曾超过5%外，此后1981—2001年，失业率水平都处在低于4%的较低水平，近年来则维持在4%左右。2017年我国失业率为3.9%，已连续3年下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
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已突破1万美元。1978—2016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615元增长至67569元，年均名义增长率高达13.3%，是世界上工资水平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十）知识经济与创新：科研投入与产出快速增长
研发投入快速增长。1996年我国研发（R ＆ D）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0.56%，到2015年已上升至2.07%，近20年来上升了1.5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经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但与世界领先的韩国、以色列相比仍有上升空间。
发明专利授权量保持世界第一。1997—2016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以来源地计算）的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33.7%。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于2016年达到322461件，占世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比重为23%，比第二位的日本高2.5个百分点，已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
二、改革开放40年的艰难探索及不平凡历程
（一）目标探索阶段（1978—1991年）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探索阶段。
理论指导：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思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重要实践：改革开放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继进行，其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为下一步总体框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改革成效：经济增长迅速，但质量不高。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达9.3%，较改革开放前1953—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6.7%的速度加快了2.6个百分点。但由于结构性供给矛盾突出，过热增长或过快抑制时常引发经济总量失控、结构失调，迫使中央政府不断进行调整、干预，发展质量整体不高。投资、消费、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张，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提升。1978—199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了6.1、5.6和6.6倍，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9%、14.0%、15.6%，消费、投资、出口交替主导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对GDP增长贡献率震荡提升，但基本处于增长性逆差阶段，且出口产品结构水平低、流向地过于集中。物价剧烈波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加之经济过热、经济发展不协调等原因，物价波动剧烈。
（二）框架构建阶段（1992—2002年）
从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前，是我国改革开放目标模式确立和基本框架的构建阶段。
理论指导：提出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框架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宏观调控方面明确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所有制结构方面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分配制度方面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重要实践：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大步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建立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步展开；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改革成效：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GDP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0.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我国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供给短缺现象消失，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92—200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年贡献率为57.6%，较上一阶段降低8.6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年贡献率为37.8%，较上一阶段提升13.3个百分点；2002年，进出口总额为6207.7亿美元，较1992年增长了3.8倍，经济对外依存度为48.9%，较1992年上升了14.7个百分点。物价先升后降，波幅为历年最大。1992—2002年，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波幅最大的一次物价周期，峰值出现在1994年，为24.1%，峰谷落差达到25.5%。货币因素是导致此轮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政策频繁变动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三）逐步推进阶段（2003—2012年）
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阶段。
理论指导：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先后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
重要实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坚持改革方向不变，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一是逐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取消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不断加强支农惠农政策；二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是不断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稳步推进财税、金融、投资、社会领域、就业和分配体制等改革；四是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改革成效：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高。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平均年增长率为10.6%，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与此同时，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节能减排取得了积极进展，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外经济快速发展。2003—2012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年贡献率为54.7%，高于最终消费支出6.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且投资需求增长对政府投资仍有一定的依赖性；对外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水平进一步提高。201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物价波动性变化。这一时期，在国内货币供应量、经济增长状况以及国外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物价波动加大，大体上可分为 2003—2006年、2007—2009年、2010—2012年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峰值出现在2004年为3.9%，峰谷落差为2.7%；第二个周期峰值出现在2008年为5.9%，峰谷落差为6.6%；第三个周期峰值出现在2011年为5.4%，峰谷落差为2.8%。
（四）全面深化阶段（2013年至今）
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阶段。
理论指导：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重要实践：这一时期，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我国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增强，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开放型经济水平全面提高。
改革成效：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3—2017年，GDP平均年增长率为7.1%，经济韧性增强，保持较快增长；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2.2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5%左右，较5年前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左右，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通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我国经济运行质量效益明显好转，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2013—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年贡献率为55.8%，高于资本形成贡献率12.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消费和投资比例关系趋于合理；一般贸易占进出口金额的比重由2013年的52.8%上升到2016年的55.3%，加工贸易占进出口金额的比重则由2013年的32.7%下降到2016年的30.2%，外贸结构不断优化。物价水平较为稳定。这一时期，我国物价水平低速运行，变动温和，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2013—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上涨2.6%、2.0%、1.4%、2.0%、1.6%，5年间居民消费价格年度间变动不超过0.6个百分点。
三、国内外著名学者关于改革开放进程的经济学原理解释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一是科斯教授提出的产权理论。从中国改革的实践可以看到，农村中农民承包农地期限的延长、农民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城市中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抓大放小”等，无不有着产权理论的深深印记，我国的改革正是向着明晰产权、保护产权的方向推进的。周其仁教授认为，通过重新界定产权，制度成本显著下降，经济活动的绩效明显提高。
二是威廉姆斯教授等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我国的一系列改革又有着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微观层面，企业内部逐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就是为了降低内部组织成本和外部监督成本等；宏观层面，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的改革，包括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推出负面清单等，也都以节约交易成本为目的。
三是诺斯教授等提出制度变迁理论。科斯教授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两种不同路径的改革：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的改革（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诱发的边缘革命（底层创新），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国，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从而形成了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四是张五常教授等提出的县际竞争理论。张五常教授认为，县际竞争使得工业类聚的集中发展非常显著、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受到压力加速，同时也协助了减少贪污，正是这样的竞争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县际竞争也可扩展到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刘鹤副总理指出，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五是刘鹤副总理等主张的文化因素论。刘鹤副总理认为，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朱天教授也认为，高储蓄和较高的公民教育水平的确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而这主要来自于重视储蓄和教育的中国文化。
（二）发展经济学的解释
一是钱纳里教授提出的对外开放理论。根据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型，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于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有重要作用。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来看，开放的作用丝毫不亚于改革。刘鹤副总理指出，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对外开放也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
二是格申克龙教授等提出的后发优势论。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发明新产业新技术，也可以从高收入国家借鉴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成熟技术，进入比自己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的成熟产业。这种技术和产业借鉴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可以获得更快发展。不过，杨小凯教授认为还应关注后发劣势，后发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但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后发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快速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三是刘易斯教授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特殊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一方面，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迅速，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转移，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帮助中国在这一期间达到了很高的储蓄率。人口优势蕴涵的高储蓄率的实现，还有赖于市场化改革为储蓄和投资创造的逐渐改善的环境和机制。
四是波特和施瓦布教授提出的经济发展三阶段论。根据波特教授和施瓦布先生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改革开放之初，通过改革，内外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充分流动起来，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顺利由要素驱动阶段过渡到效率驱动阶段。不过，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重政府轻市场”的现象仍然突出，效率驱动仍有上升空间。一些大城市和富裕省份目前已经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企业成熟度和技术水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三）转轨/过渡经济学的解释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存在着樊纲教授等提出的“改革成本”问题。相对激进改革，渐进改革实施成本偏大，但摩擦成本较小，因此总成本相对更小，在权衡改革收益和改革成本之后，我国选择了渐进改革的路径，这使得改革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主线。
一是由易到难推进。先选择阻力最小和风险最低的领域作为改革的起步环节，积累改革经验，取得改革成就。
二是通过利益补偿化解改革阻力。中国改革之初选择的是一条“帕累托改进”的路线，即在放开非计划系统束缚的同时，对计划系统给予适当的“利益补偿”。后来又采取了“利益替代”策略，在旧体制外围培育效率较高的新体制（非国有经济），从而有效缓解了旧体制内部的利益冲突。
三是通过“价格双轨制”来演绎市场关系。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特色之一。通过双轨制，在体制之外创造出市场关系，为市场替代计划打下了坚实基础。除了价格双轨制之外，还包括汇率双轨制、工资双轨制、房价双轨制以及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等，进而还成功运用了双轨制思路，通过“一国两制”解决了政治及主权问题。
四是通过分权来转移改革成本。为有效推进改革，中央政府采取给地方政府适当分权的办法，承认地方利益，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在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使地方政府成为改革的有利推动者。
五是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与渐进式改革模式相适应，改革一开始就采取了先推试点、以点带面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这种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降低改革风险，同时，局部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又可带动制度创新扩张，从而大大降低了改革的实施成本。
（四）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
许小年教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认为改革开放实际上走了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改革开放前半段长约20年的时间里，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可称为“斯密模式”；第二条道路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可称为“凯恩斯模式”。由于政府资源投入能力是有限的，同时加之“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因此依靠政策性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www.xing528.com)
在克鲁格曼教授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在于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新古典的“药方”，并采取了渐进的实施方式。这种选择性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东亚成功经济体的共性。
（五）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
林毅夫教授等认为，发展战略的转变是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经济表现的钥匙。他们区分了两类发展战略，即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前者指的是政府发展超越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后者指的是政府发展与本国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进而，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中国采取了赶超战略；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放弃了赶超战略，代之以比较优势战略。
由于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因而，林毅夫等所指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后续著述中，林毅夫教授进一步强调产业随一国的资本—劳动要素禀赋的提高而实现升级的重要性，并认为这符合动态比较优势。同时，他也强调政府在选择产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六）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政治经济学从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在三个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姚洋教授等提出的中性中央政府论。中性的中央政府可制定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启动之初，中央政府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转而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一系列中央会议和五年计划，制定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政策。二是张维迎教授等提出的分权理论。给予地方政府收入权是中国财政分权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财政分权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张维迎教授认为，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成为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三是巴里·诺顿教授等提出的官员选拔体制。诺顿教授指出，“领导们竞相将自己的拥护者提拔到关键的位子上，以便在重要的时候获得关键一票。一个领导提拔手下的能力，以及阻碍对手提拔手下的能力，对于建立和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至关重要”。这种双向负责制度引发了激烈的升迁竞争，官员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展开了包括GDP在内的一系列竞赛，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增长潜能。
四、新供给经济学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解释及政策主张
（一）新供给经济学对改革开放进程的解释
中国经济近40年的辉煌成就不仅来自于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更重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的积极潜力。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应把供给端的重要主体——公权体系和供给形式中的重要内容——制度供给，更充分地纳入理论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下探讨“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主张把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熔为一炉，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经济学。
1.立论基础
新供给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将邓小平理论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与中国国情认识分析紧密结合；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动态需求紧密结合；三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当代文明先进认识成果紧密结合；四是将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经济学势在必行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
2.分析框架
新供给经济学初步形成了“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及世界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F5.1 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及世界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模型
3.核心观点
一是深厚的历史底蕴。在明朝中期之前，中国在政府治理、经济发展以及科技教育等方面都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因此，我国当前和未来发展均能够“以史为鉴”。
二是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也因此产生了丰富、多元、深邃的思想。此外，中华文明历来倡导勤俭，重视储蓄和教育，同时具有“强政府”传统。这些思想和文化不仅在海内外产生过深远影响，对我国改革开放也产生了强大的助推作用。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指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结合自身国情特征和具体实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正确的指导。随着我国政局的稳定、人民生活的改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整体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政治现象。
四是比较有利的地理位置。中国大部分面积位于北纬0—60度的温带，气候适宜，且位于亚洲东部与太平洋西岸相结合的亚太核心区域，形成了C型的地理环境，海陆兼具，成为亚太各地区间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纽带。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依托地理位置优势，中国接受了来自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产业转移，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五是具备超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作为国土面积大、人口高达13亿以上的大国，我国每个省的规模都类似国际上一个“中小国家”，整个国家的供给和需求端均具备超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一体化的交通、物流和信息网络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进而形成了规模优势。
六是“一五”计划奠定了工业化基础。1955—1957年实行的“一五”计划是1953—1980年我国5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它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为后续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七是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提供制度创新供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大力推进农村、政府、投资、物价、国企、财税等全方位改革，由“政府配置资源”过渡到“市场决定”，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新制度供给大大提升了要素供给效率和组合效率。
八是以开放市场提供新要素供给。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重要对外投资国，充分利用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九是明确的高水准战略规划。我国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了明确且具有感召力的发展战略目标，有效地凝聚了人心、团结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引领和支持了改革、发展、创新进程的推进。
十是营造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1979年，我国与美国建交，同时获得最惠国待遇；20世纪80年代，与苏联关系逐步缓和，并向正常化过渡。在此过程中，我国从欧美、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家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获得了宝贵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派出大批留学生，进一步增进了交流合作。
十一是营造有利的国内发展环境，确保沿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顺应人心思定的现实，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争论，不折腾，为改革开放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以及解放思想、畅通言路，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微观空间和群众基础。
十二是建设强有力的各级政府，使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的政府相结合。改革开放后，我国中央政府在“放权”的同时，也推动形成了有利于激发地方活力和积极性的财税管理体制。同时，由职业“政治家”及专业化公务员组成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治理能力较强，而且构建了基于有效市场的宏观间接调控机制，各地方政府之间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十三是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充分运用“有效投资”潜力。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要想富，先修路”这一理念深入人心，不仅形成了有利于生产要素流动、商品贸易便利化的高质量铁路、公路、机场、供电、电信等基础设施，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工业化”、服务业发展所必需的人流、物流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及其机制创新（包括PPP的发展与产业园区、产业新城建设开发等）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
十四是农村改革及城镇化、工业化。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及乡镇企业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深化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不仅有效带动了就业，而且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十五是人口总量和基础教育带来人口红利。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我国人口的高出生率使得人口结构中青壮年总量大、占总人口比率高。同时，良好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劳动力素质提供了保证，不仅能够满足工业化的需求，而且形成了高储蓄率，进而为城市化所需的高投资提供了支持。
十六是形成与发展混合所有制格局。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不断鼓励个体、民营和外企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现了所有制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并使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走上共赢的混合所有制创新道路，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改观，经济活力明显提升。
十七是初步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及金融市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持续改革，我国以“一行三会”为代表的监管体系不断完善，并形成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赁等机构组成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了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等世界级的金融市场。现代金融体系为改革开放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八是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随即得到跨越式发展。1995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科技发展和人才储备成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十九是形成了数量可观的企业家团队。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一批乡镇企业以及“个体户”，为当今我国社会生产和发展奠定了企业家团队的文化和基础。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后出现的“下海潮”中，又催生了一批具有创新开拓精神和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企业家，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二）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主张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消除抑制中长期发展的深层矛盾，并打破抑制供给的制度瓶颈。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从中短期来说，应从供给端入手推进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从长期来看，可概括为“五个并重”。
1.促进今后5—10年经济改革发展的“八双”政策主张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支持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人的城镇化或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需要服务业大发展来创造就业机会）。
“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并适度扩大国内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尽快向放开“一胎化”的政策转变，并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转置。
“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摒弃两者之间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推进金融配套改革创新。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2.推动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五个并重”政策主张
一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二是“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
三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四是柔性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
五是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五个并重”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五、从供给侧入手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永恒主题
（一）加快改革进程
一是鼓励人口生育，打破户籍刚性。尽快全面改革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和相关体制，慢慢改善已经全面恶化的人口结构；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二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成立国有资本投资或运营公司；进行国企“混改”中的国有股减持；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形成全口径、全覆盖的国资监管框架。
三是推进知识产权、科学研发等创新体制改革。推进知识产权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度改革科学技术体制；形成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
四是稳妥推进市场化、多元化、国际化的金融改革。健全金融安全的“防火网”；加大金融对外开放力度；推进国有大银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五是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实施政府收支的“全口径预算”；解决好“土地财政”问题；推进收税法制化；控制政府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六是深化行政管理和政府机构改革。确立“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理念和原则；改革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层级，提高政府效率；继续推进并完成大部门制改革。
七是优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构建公平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系；建立和健全覆盖全面的保障体系；建设现代福利体系。
八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形成有保障的土地物权；构建开放和包容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开征房地产交易增值税和房地产税。
九是打破区域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加强区域间合作，在区域大战略下从竞争走向竞合。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体
一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民间外交、心灵沟通和软实力建设；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开发性金融支持。
二是推进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的弹性，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基本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三是加快国内自由贸易区建设（FTZ）。要让自由贸易区建设来承担经济转型升级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功能，推广成功经验，提高境内自贸区标准；要加快国内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遍地开花”的全方位对开放格局。
四是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进程。加强产业链企业的联合，抱团“走出去”，并注重提高企业软实力，依法合规经营，承担社会责任。
五是提高经济文化软实力。经济硬实力能让我们有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软实力才能支持我们参与和主导全球经济金融规则的修改和制定工作。经济软实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即诚信商业文化、良好的品牌以及发达的中介服务，我国需从这三方面努力有所提高。
六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增强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参与和主导世界银行的全方位改革，推动亚投行成为全球性金融机构。
七是构建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和稳定的周边关系。我国外交的重点是与目前国际经济金融体制、军事安全体系的主导国，也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处理好关系；同时提升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继续让我国拥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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