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框架理论与经济学分裂的解决方案

读到这里，对于经济学的“大综合”，读者们想必已经相当地成竹在胸了。因此，本章将会进行得比较快，我们将手持望远镜浏览这门学科有史以来的卷帙浩繁的文献，简要地评论一下各门各派，并给它们分别提供在“算法经济学”这个总框架中的位置。需要预先说明的是，这些论述必然只能是提纲性的，只强调其与算法理论的关系，只着重于澄清基本原理与方法，而不可能面面俱到。假如我有能力包揽所有的工作，则就违背了关于智力活动的内生比较优势原理，算法理论也就失效了。

我们先对经济学说史做一点回顾。古典经济学是从基本的生活常识、真实素材和现实需要出发的，因此，它的论述一般是综合性的，不那么抽象（除了若干例外），并且往往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中难免包含着多种倾向；这些不同的倾向不仅反映在不同学者的身上，而且反映在同一学者的作品之中。大体说来，这是一个孕育思想的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导致了公开的、严重的分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最初的新古典经济学怀有诸如情境化之类的良好意图，但是，随着数学方法的加入以及对它的误用，它很快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支误入歧途的队伍声势浩大，可悲的是，至今它仍然在沙漠旅行中自信地展示着它的力量。

这就催生了大量的反对派。对这些反对派我们没有必要（严格地说，也不大可能）一一做出论述，而只需要选择一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学派，就足以说明“大综合”可以怎样来发生了。历史学派是早期的比较重要的反对派。进入现代以来，第一个举足轻重的反对派就是经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而确立的宏观经济学。其次则是早期与新古典经济学合作、尔后又日益分道扬镳的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都逐渐地成长起来；如今，在一些地方，它们结成了比较松散的联盟，试图在经济学讲台上与“主流”分庭抗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年代虽然较早，可是，一有危机，人们就仍然会想起它。另有一些经济理论，例如博弈论、有限理性论以及关于信息、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理论等，都可以在各不相同的程度上视作主流经济学的挑战者。不同学派的理论、以及关于不同议题的理论相互之间既有所交叉重叠，又都是有所抵触的，这就是现时代的混乱局面。

这个混乱的局面可以通过引入算法框架理论而得以结束。算法式的大综合包括对以上所有学说的综合。当然，综合是经由批判而实现的，因而是“批判性的综合”。我们先勾画了一个整体的框架；这项工作由本书第一篇承担。在前一章，我们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拆解、剖析和取舍。本章的任务是对余下的其他学派和分支进行拆解分析，阐明哪些部件可以保留，哪些则应予以废弃；然后把要保留的部件一个个地迁移到算法框架之内，使之与已有的概念和原理体系相连接。这种“迁移”和“连接”的工作是否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整体性的“算法经济学”呢？当然不会，事情不可能这么凑巧，也不会这么容易。老部件无疑覆盖了经济生活的大部分议题，但还不足以组装成一架运转正常的机器，或者拼接成一部画面流畅的影片。加入新的东西、并使之与已有的部件融为一体将是第三篇的工作。

我们应当给予古典历史学派以更高的地位。虽然不能说这一学派已经明确地洞悉了经济理论框架整体性的全部（它显然没有），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觉解至少模模糊糊地存在着。对此笔者已经在《算法》第5.4.2 节略微提及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只是历史学派视野中的一部分，尽管它要比新古典经济学宽广得多。不过这些都只是旧事重提。简单说来，经济学的大综合只需要概括为新古典经济学与其他反对派之间的综合。在算法理论的帮助下，一旦我们建立起微观思维活动的最小单位以及思维活动因此将如何进行的理论，那么，经济理论的主要难题也就立刻迎刃而解了。这就是：可以把新古典经济学视为主要运用演绎法的结果。然而，演绎法固然重要，它仍然只是一支箭，它的射程有限。算法方法为我们度量这个射程提供了精确的工具；在这一工具之下，我们只需要理解到，人脑每秒钟所进行的思维活动相当于亿万次的“计算”，而这些计算可以分割为包括演绎在内的众多类型。计算是人脑中的“指令”加工外来信息的活动。这样一来，“信息”得到了定义，我们就需要研究信息的类型、数量、可获得性、存储、转换、发送、废弃等诸多问题，“信息经济学”因而就是必要的。按照这种方式来改造的信息经济学，也就会比目前先天性概念缺席状态下的片面的信息经济学合理得多。无须再强调，“思考＝计算＝（指令＋信息）×计算速度×计算时间”就是最为贴切的有限理性论。计算是动态的，这就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意思。

再重点重复一下“思维的弯曲”这个概念。演绎只是思维活动的部分环节，它需要数据和命题作为基础；在有限通信能力和有限计算速度之下，任何可获得的数据和命题都是有限的和局部的，它们要么是其他演绎推理的结果，要么则是通过运用诸如归纳、想象等“另类算法”而草率准备出来的，这就导致思维的链条发生了“弯曲”，偏离了新古典主义者通常所想象的“正确轨道”，主观性与客观性、理性与非理性于是就这样相互区别又相互结合起来了。为了尽可能地周全行事，当事人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炮制思想，应对问题；因而，每一个决策既是局部性的，又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应对着它们永远也不可能最终获得的全局；于是，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冲突，也就见怪不怪了。

回到主题。计算活动的迂回生产方式导致了知识存量的产生。知识既是以往的或他人的计算活动的结果，又可以为眼下和未来的计算活动所选用和依靠。临时计算的能力是微小的，一般都必须借用知识，才能得出有质量的决策。这一点进一步限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意义，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是临时计算，它想在原始信息与决策之间建立直接的、完美的联系，从而跳过知识。不能仅仅采用一种线性的思维来看待知识，尤其需要从“思维的弯曲”的角度来看待知识。知识是产生它的那些计算活动发生弯曲而取得的结果，它又将进一步引起利用它的那些计算活动发生弯曲。在这些认识之下，可以将知识进行分类。信息、对信息的计算结果、科学、常识、经验、技巧、观念、信念、习惯、习俗、模式、制度、文化、宗教等都是广义的“知识”，计算所形成或者所凭借的一切精神性的存量或记忆也都是知识。如此看来，如下一些不同种类的经济学只不过强调了不同种类的知识。

行为经济学研究“人性”，而不同的知识堆积在不同的人脑中，当然就会形成人的不同的性格。我们主要把性格视为后天形成的，但也可以同时假定有一些知识是通过生物遗传的方式获得的，它装备在人的身心结构中，就像固化的软件一样，终生不变。可以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来解释人们的行为为什么有时候会以相同的方式偏离新古典的轨道。演化经济学强调了技巧与惯例，实际上也只是强调了知识的部分类型；它经常描述特定社会状态如何经由个人反复的、串行的和模式化的行为来造成，也就只是描述了社会过程的一些片段。它忽略了人的行为模式主要是内生的，并且是可变的。至于制度，只不过是涉及他人的模式而已；个人具有众多用于自律的模式，用于人际间相互制约的模式的产生便是十分合乎逻辑的。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制度经济学”。由于制度类似于一种公共的基础设施，它的生成和改变都需要较长期的显著的社会过程，因此，人们通常便在“制度的框架内”活动，就好比工厂只是利用其现有的固定资产来进行生产一样。但是，制度绝不是完美的，更不是不可改变的。(www.xing528.com)

按照算法的方法，我们有很多理由来证明人际差异、冲突与矛盾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博弈论就得到了它的位置。博弈论的另一个含义是人们之间不借助货币化交易而进行的互动，也就是说，它所研究的是结构性的现象。这些议题既与商品交易活动之间不时地发生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把结构性融入经济学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价格至上论在经济学中的存在及其错误，也即，价格是不能完全概括结构的。这是一切关于“非交易活动”的分析与交易学相结合的要点所在。

有限理性的个人只拥有有限的知识，因此，他对于前途不可能总是很确信，不确定性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至于风险（尤其是客观概率），有人视之为对世界真相的正确刻画，有人则视之为有限理性的一种表现，无论如何，做出概率判断的人对于有关对象的了解程度，还达不到新古典的确定性；因此，把“风险与不确定性经济学”归入有限理性的框架（从而算法框架）与把它附加在新古典框架上相比，也就要恰当得多。还要强调的是，在充斥着矛盾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多元性”也就会发生。“多元性”意味着相互冲突的思想势均力敌，因而人们不知道如何选择。势均力敌的思想不一定永远维持着均势，它们有可能在未来被一致化。反过来，因为当事人在当时缺乏一定的知识，所以他才认为它们是势均力敌的。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在这个过程与行为的意义上、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多元化也就足够了。这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矛盾、冲突、多元性以及创新、发展等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等价性；只要其中的一个出现于理论模型之中，其他的也就会相应地出现。

算法框架所采用的“指令＋信息”的二元结构可以很理想地用于对创新和发展的分析，因此关于创新、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学也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以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奥地利学派有关。与主流经济学分道扬镳的奥地利学派，强调了资本、商业周期、主观性、时间、信息、有限理性、学习等众多元素，这些元素无一不是“算法的”。然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只是反复地强调他们的诸多论点是有统一性的，却始终未能有效地阐明这种统一性何在。后者正是算法理论所做的工作。

现在转向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首先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即宏观经济现象相对地独立于普通经济行为者。后者只是在微观层面上按照一定的方式来进行决策和行动，而不管宏观经济后果为何。这就意味着，宏观现象首先是一种外部性。鉴于算法框架可以很好地用来说明外部性，于是，宏观经济学就可以这样来进入算法框架了。宏观经济学家通常假设当事人按照一定的模式行事，并且有些“非理性”；因此，市场不是完善的，需要政府干预，等等。这就是说，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是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尽管这种倾向仍然很薄弱）。它同时要求一个关于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的经济理论。另外，只要放弃了新古典的完备性的迷梦，与宏观经济学渊源深厚、联系紧密的统计数字、统计学以及经验研究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了。

算法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综合。

避免价格至上论和对交易范式的滥用也是经济学进入社会和人文领域的基础。无须再重复说明，这也是把政策学或社会工程学整合到这个大一统框架的前提。希望读者们能够认识到，对所有这些学科、范畴或议题的论述都不是脱离了“经济学”这个中心议题的题外话。

“大综合”所采用的途径是十分丰富的，不过，对之做出一定的总结和列举还是有好处的。以下的概念、范畴与方法之间的联系，都是实现“大综合”的途径：物理与思维，流量与存量，静态与动态，数量与结构，客观与主观，理性与“非理性”，演绎法与“非演绎法”，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有限与无限，微观与宏观，收敛与发散，绝对性与相对性，秩序与自由，先验与经验，意识与潜意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连续性与离散性，多元性与统一性，一致性与冲突，混合性与“高阶的一致性”，认识、行动与后果，个人与社会，实体与语言，科学、工程学与人文，本体论与方法论，等等。对于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已经在不同的章节中分别阐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