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均衡的歧视性体现

创新的发生导致相关的经济活动脱离原来的轨道，进入新的方向。这不是当事人对于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的标准发生了改变。原来不认为正确和中肯的东西，现在则认为是正确和中肯的。但是，创新也只是局部的甚至个别的突破，通常并不能提供相关问题的全部答案，所以当事人在新的基础上还需要继续进行探索。

人类探索知识的模式本身就带有循环性。这是因为，当沿着某个方向持续进行的活动产生错误或者危害的时候，当事人就会自然地想到往相反的方向进行转移。这并不表明相反的方向就一定正确，而是当事人要更换一种尝试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同中求异”的方法）。这种大幅度的摇摆就构成了一种微观上的周期。微观活动的效应经过相互对冲之后，其“余额”将会反映在宏观层面上，进入统计数据之中。然后，借助“数据回归”之类的方法，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们就能找到一条中轴，进而把实际数据解释为围绕这条中轴所进行的“循环”。

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分析和评价这种做法。假如把回归分析等方法的研究结论作为均衡论的证据，那么这种推理就具有明显的不可证伪性。因为，只要经济在运动，不管其内情是否符合均衡论的含义，不管其走势如何不规则，都能够产生中轴线。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中轴线“决定”了经济运动的走向，不如说实际的经济活动决定了中轴线。反对者们也无法指出一种实际的或假想的状态，来说明经济社会不是作周期性循环的。所以，这样的同义反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另一方面，回归分析是流行的，人们总觉得这样的中轴线是有某种参考意义的。那么，它究竟意义何在呢？算法式的答案就是：它反映了传统（也即记忆）对于现实的重大影响力。中轴线一般要比实际状况变化缓慢，这反映了“人们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社会的全部”这样一个算法式的道理。改变都是边际性的；相对于存量和总量而言，流量活动都是相对较小的（往往要低一个数量级）个量。所以，均衡论试图去解释的那些东西，转换到算法的轨道上方才合理。现实并不是“均衡的”，而是“变化缓慢的”。

“正常状态”这样的词语还透露出一种观点，这就是把均衡视为真实经济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典型状态”——尽管可以同时承认这只是一种简化的模型。这种观点与上述的“平均状态”略有不同，但它们都是与经济学诞生以来的主要趋势和方向相一致的，这就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设法对之予以简化和条理化。这也是那个时代整个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总基调。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类型”就是一例。经济学家们有时候喜欢把一般均衡模型归类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在本小节的余下部分，我们就这个观点再做一些讨论。

诚然，用一组数的平均数来“代表”这组数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例如，一组正数与一组负数的平均数为零，于是，零就成了这些数共同的代表。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平均数应当是加权平均数，而不应当是算术平均数。换言之，要考虑到经济体处于繁荣、危机、复苏等不同状态的时间长短，并以此作为权重来求取平均数。遗憾的是，对于这个简单的统计学道理，均衡论者其实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均衡”显然只是逻辑上的不同可能性之间的简单平均，而不是加权的平均。把加权的道理用来提炼经济体系的一个典型画面，这个画面将会是什么样的呢？其实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无须在此详细地刻画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危机与繁荣绝不是完全对称的，因而这个画面必定带有一定程度的“失衡”性质，而绝不会是均衡的。算法地说，历史过程是从元计算向无穷的未来所进行的“跌落”；我们所截取的典型画面，应当反映着或者预示着这种动态性，读者应当可以从画面的各种细微之处观察到它的运动特征。(www.xing528.com)

当然，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并不完全等同于“典型”。“理想类型”的特点是便于进行研究，因而，它只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比较“理想”而已，还不能完全视为现实社会的“常态”——除非“常态”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是“理想”的。那些把一般均衡状态视为“理想类型”的论者们显然是以此为论据的。不过，即便要采用“理想类型”的进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针对现实社会所设定的“理想类型”通常应当有数个，而不是一个。例如，“一般均衡状态”显然是一种作为“极端状态”（而不是一种典型状态）的“理想类型”；如果上述论者们果真如此认为的话，那么，同时就应当有某种演示“极端不均衡情形”的“一般不均衡状态”之类；然后，再把现实社会解释为这几种极端情形的复合。然而，主流经济学并没有这样做。主流经济学既缺乏与均衡状态相反的“理想类型”，也缺乏其后的复合过程。它不是把一般均衡状态作为向现实社会进行靠拢的漫长过程中的初级步骤，反而是把现实社会作为提取“添加物”的原料库，而把均衡状态下的推演作为“复合过程”。由于“添加物”缺乏理论上的来源，这种“复合”也就只能是片面的和生硬的。如此一来，整个研究工作就不是朝着“解释现实”的方向了，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理想类型”是针对当时德国学界过分注重历史材料和个案研究的倾向而提出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和风气正是从复杂性中寻找规则性，从特殊性中寻找普遍性。这被当作科学工作的主要使命。现在我们所要开启的，则是相反的过程，要从过分的单纯性重新回到复杂性，重新寻找和建构学科的基础。这个进程其实早就悄悄地开始了，现在要做的则是在严格的逻辑一致性的基础上发起明确的、决定性的逆转。

还要进行补充和强调的是，均衡理论、或任何关于“正常状态”的学说的实质是，它们优待某些社会状态，而歧视另一些社会状态。研究者要平等地对待各种真实的社会状态，非歧视地看待每一天的生活以及任何地方的社会，要把每种具体的社会状态（无论常见的或罕见的）看作某些普遍规律和既定存在（无论已知的或未知的）在每个具体情境中组合与运转的产物，而不是把现象简单地划分为“正常”与“反常”两种类型。常态之所以是常态，只是因为它的出现频率比较高；反常之所以反常，也只是因为它的出现频率比较低，而不能因为它们在性质上所具有的差异。一种够格的基本理论，至少在原则上要对社会现象作全面的解释，或者指出解释具体现象的大致路径。一种适当的应用性理论，可以承认它解释不了什么，但不能歧视它所不能解释的对象，厚此薄彼。这就是算法理论所强调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情境平等原则”。它既包括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对象之间的平等（可称作“地域平等”），也包括处于不同时点的对象之间的平等（可称作“时际平等”），以及由时间与空间所共同组成的不同“情境”之间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