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58年被称为鲁尔煤钢工业发展史上的“黄金的十年”。由于丧失了西里西亚、萨尔和东德的工业区，鲁尔区就成为新生的联邦德国境内唯一一个基础工业聚集区。二战之后，鲁尔工业，尤其是鲁尔煤钢工业对西德的经济复兴意义重大。这主要表现在：①鲁尔煤钢基础工业为战后西德经济奇迹的出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保障。通过观察表14和表15我们不难发现，战后初期，鲁尔所生产的煤炭占整个联邦德国产量的90%以上，所生产的钢铁也占整个联邦德国的80%以上；②鲁尔区，尤其是鲁尔煤钢工业还为当时的联邦德国提供了必要的就业岗位。由于较高的工资、住房和福利水平，鲁尔工业，尤其是鲁尔煤钢工业从德国其他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哈姆市（Hamm）和维塞尔市（Wesel）之间的鲁尔地区的就业率要远远高于联邦的平均水平[1]。1950年，鲁尔区人口已达415万，超过战前峰值（398万）。与此同时，鲁尔所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不是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1955年，北威州人均产值超过联邦平均水平26%。当时，鲁尔煤钢工人收入普遍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而出现了被社会学家称为“消费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 des Konsums）的现象。这些工人较高的消费能力本身就对德国经济的复兴起到了不小的拉动作用；③拥有鲁尔的北威州还为联邦税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9—1954年间，北威州共向联邦贡献税收1.3亿马克，人均贡献仅次于汉堡和不莱梅两个城市州[2]。
二战末期，鲁尔遭到了盟国地毯式轰炸，工厂、城市建筑和交通线损毁严重。但短短十年之后，鲁尔煤钢工业就在废墟上得以重建。在这段时间里，鲁尔煤钢工业不仅是“联邦德国重建的象征，其他工业力量的源泉”[3]，更是整个西欧复兴的发动机。在币制改革和联邦政府新的投资援助法的推动下，鲁尔区1957年的经济净产值比1950年增长了一倍多，而这其中有40%是煤钢工业的贡献[4]。1952年，北威州共生产了欧洲煤钢共同体中石煤的53%，焦炭的56%，褐煤的90%，生铁的33%，粗钢的34%，以及产品总出口量的37%[5]。当然，在快速增长的背后也隐藏着重大的危机，这些危机最终迫使鲁尔煤钢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末走上了一条痛苦的结构转型道路。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鲁尔煤钢工业在复兴的关键时期所积累的资本，联邦德国日后的经济腾飞是不可想象的（见表14、15、16）。
表14 1950—1960年鲁尔粗钢产量及比较（单位：万吨）[6]
续表
表15 1945—1957年鲁尔区煤炭产量及比较[7]
表16 1951—1955年煤钢工业价格指数（195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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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鲁尔煤钢工业的复兴还促进了西德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建。德国在历史上有着很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19世纪下半期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严密的统制经济体制更是将德国的自由市场取消殆尽。二战结束后，英国军政府依旧在鲁尔实行严格的统制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将十分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供应到鲁尔，为鲁尔煤钢工业的重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统制经济并未使英占区及后来的双占区走上快速复兴的道路。因此，在美国的支持下，艾哈德于1948年中期转而推行了旨在重建西德市场经济体制的“币制改革”。
而其后帮助鲁尔煤钢工业突破投资瓶颈的两大措施——“马歇尔计划”和1952年联邦德国的《工商业经济投资补助法》则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西德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建。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马歇尔计划”加大了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9]。这种观点固然有其道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歇尔计划”在西德的推行，也有促进其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恢复的一面。
1948年币制改革之后，西德消费品价格呈疯涨之势，引起了社民党和部分基民盟成员的不安。他们害怕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大众的不满，要求重新恢复原先的统制经济政策。但是，“马歇尔计划”却帮艾哈德渡过了难关。“马歇尔计划”为消费品工业带来了充足的资本和投资信心，从而使一度暴涨的消费品价格快速回落。随着消费品供应的惊人增长及其价格的普遍下降，艾哈德的“冒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主张自由主义经济的政治力量也在首届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必须要说的是，‘马歇尔计划’的进口，在保证双占区的币制改革时所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这一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0]
“马歇尔计划”后期对基础工业的投资也有利于维持币制改革的成果。币制改革之后，尤其是从1949年开始，西德基础工业出现了严重的投资不足。为了维持新建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的稳定，西德将“马歇尔计划”援助的中心从食品、消费品工业转移到了鲁尔基础工业上。虽然这些投资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鲁尔煤钢工业的“瓶颈问题”，但它毕竟缓和了基础工业的投资短缺，“并由此阻止了一场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国家对私企干涉的加大”[11]。
与此同时，虽然“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是由国家分配的，但西德的右翼政党却一直在试图减少国家在分配过程中对自由经济的过多干预。1949年7月15日，基民盟在“杜塞尔多夫纲领”中明确指出：“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市场作用这一必不可少的手段不能受到干扰，德国必须以平等的身份加入整个欧洲经济的合作之中。”[12]自民党也在1949年6月11—12日的不莱梅党代表大会上，将“马歇尔计划”的目标视作是恢复自由经济和欧洲的支付能力[13]。在自由主义者的积极努力下，“马歇尔计划”对西德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被大大缩小。
总之，在西德市场经济制度重建的过程中，“马歇尔计划”功不可没。正如德国学者埃里希·奥特（Erich Ott）所说的：“‘马歇尔计划’的资助方案，再加上盟国所赋予的巨大权力，不仅对联邦德国的成立和稳定有利，也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维持和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经济力量的加强有利。”[14]
1952年的《工商业经济投资补助法》也对西德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建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根据该法律，对基础工业的投资将由工商界自筹完成，而不通过国家强制征税募集。在审批贷款时，信贷银行理事会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不影响自由竞争”；其次，该法律解除了币制改革之后依旧存在的对基础工业的价格绑定，真正使市场经济制度扩展至这些工业之中；第三，该法律所带来的一些间接影响，如外贸的扩大、盟国限制的减少，也都有利于市场经济原则在西德的确立[15]。
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将自由市场视作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它强调有必要通过良好运转的竞争秩序作为防止国家和私人权力集中的手段，其观点是：通过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并采取相应保证的措施可以防止产生专政、国家计划化、经济管制以及由于工业卡特尔化而造成的私人垄断。”[16]因此，通过推动自由市场经济的重建，鲁尔问题的解决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德从统制经济体制向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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