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及问题探析

（一）跨国主义理论及概述

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提出的一种理论，主要用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移民在维持祖籍国与住在国的联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跨越国界的社会场域。波斯特把跨国主义分为底层跨国主义和上层跨国主义，其中底层跨国主义以草根现象为主，上层跨国主义以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主。^[2]丁月牙在此基础上，根据行为发生的领域以及行为主体的制度层级对跨国主义做了以下划分（表3-1）。在经济领域，企业家借助跨国网络寻找供应商、资本和市场；政治领域的跨国活动则以实现对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政治影响为目标；社会文化跨国主义以加强国家认同或者共享文化产品为主要取向。^[3]各领域的跨国主义虽有各自的侧重，但没有明显的界限，某一领域的跨国主义很可能与其他领域的跨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表3-1　跨国主义分类表

资料来源：丁月牙：《论跨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跨国主义行为衍生出跨国社会空间。费斯特将这一空间阐述为“延跨多国边界的各种纽带、网络和组织中的位置以及组织的网络等三者的综合体”^[4]。在空间内，个体或者组织是跨国网络结构中的结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其他结点建立联系，并在结点间实现资源的传输和转换。通过跨国社会空间，移民可以和祖籍国保持紧密联系，获得情感和经济的支持。海外华商网络就是一种跨国社会空间。在空间内华商个体和华商社团成为网络中的节点，海外华商资本通过网络不停地积累、转换、交换和使用。海外华商网络在海外华商与中国的互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跨国主义的兴起是个人、社团、祖籍国和住在国单方或者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人来说，跨国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从而提高个人在住在国的社会地位，并对祖籍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祖籍国的角度来看，积极调整和完善各项政策，鼓励和引导海外移民通过侨汇、侨捐和投资等形式与祖籍国互动。然而，跨国主义也有可能对移民同化或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带来挑战。这些理论对分析海外华商与“海丝”核心区的互动有借鉴作用。

（二）海外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关系综述(www.xing528.com)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海外华侨华人是连接住在国与中国的桥梁，是民间外交家，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一带一路”建设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使他们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拓展事业。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目标实现的推手和纽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海外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做了一定的研究，普遍认为海外华侨华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主要贡献者，具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界商界人脉和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可以大显身手、大有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一带一路”连接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华侨华人将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裘援平指出，要引导侨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享发展红利。何亚非认为：“华侨华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侨务公共外交需要讲好‘一带一路’的中国故事。”谭天星指出，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成为“一带一路”的推动者、建设者和参与者。许荣茂认为，华侨华人资源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优势，也是与各沿线国家之间的桥梁。刘宏认为，要充分认识并尊重华侨华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差异性，华侨华人可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和介绍中国发展、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促进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作用。曹云华认为，华侨华人作为中外沟通桥梁和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可为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在国外落地生根增信释疑。目前的研究侧重分析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但对于具体怎样发挥作用，有什么路径和渠道，却鲜有分析。此外，相关研究对华侨华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或者制约因素也较少涉及。

（三）海外华商与中国经济互动综述

在海外华商与中国经济互动方面，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邓江年认为，应该多方位开展与海外华商的战略性产业合作，多渠道引进和利用海外华人的战略性资源，打造与海外华人经济合作的战略性平台，打通与海外华人经济合作的战略性通道，带动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和“一带一路” 倡议互动建设，共同发展。付尔基认为，从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在海外华侨华人推动下，尤其是海外华侨华人新一代与由海外留学人员和投资移民等构成的新华侨华人推动下，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已经转向投资高新产业、扩展跨国经营和依靠人才创新，并正在加速转型。海外华侨华人将是推动上海改革开放 30 年后向创新型、全球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先锋队和重要力量。陈志强认为，华侨华人对上海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起到了先导、示范、联动和扩散作用，提出利用上海区位优势，立足浙闽粤等侨乡资源，发展非政府组织，建立模块服务团队，形成以港澳台为节点、以东盟为跳板辐射美加澳的产业互动群，构筑筹资、营销和创新三大板块等政策建议。山岸猛以晋江为例，考察华侨华人对晋江市的汇款、物资赠送、投资等方面的状况以及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分析对外开放后福建侨乡的经济发展与海外侨华人的经济作用。

海外华商与中国经济互动最典型和直接的形式就是投资中国。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并讨论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动机。Fittock和Edwards认为，外商对华投资是看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发展潜力。^[5]Zhang和 Yuk指出外资企业对华投资的决定因素有庞大的市场容量、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投资的高额回报率。^[6]Li 和 Li对跨国公司进行细分，认为拥有创新技术和管理方法的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开拓中国巨大而富有发展潜力的市场；而其他外资企业则主要是想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7]魏后凯、贺灿飞、王新通过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指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机是利用廉价劳动力、扩大和占有中国市场、确保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8]吴斯丹、毛蕴诗对日本在华投资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开拓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实现母公司全球战略及其业务活动一体化为重要动因。^[9]国内外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表明，虽然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动机有一定的变化，但大致集中于寻求市场、获取低生产成本、全球战略导向、利用先进技术、规避贸易壁垒等方面。海外华商及其企业对华投资的动机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动机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自身的特性。国内外学者较少关注这方面。

许多研究表明海外华商网络在推动海外华商与中国经济互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Baghdadi和Cheptea的研究证实，有组织的族群网络在传播商业信息方面更有效率，能促进东道国与资本来源国之间的双边投资。^[10]阎大颖等使用1993—2008年9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引力模型和知识—资本模型，认为海外华人网络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对短期年度流量比长期累积存量更为明显。^[11]海外华商网络是海外华商联络乡情和互助发展的平台。它在维护侨益、拓展乡谊、融入住在国社会、积极推动住在国和家乡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合作，尤其是推动海外华商回国投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海外华商网络与各国当地的工商网络及跨国公司联系密切，逐渐发展为开放型的国际经贸网络。它不仅将海外华商紧密联系起来，也将华商和中国政府、中国企业联系起来，投资、商业等信息通过网络快速传播，从而节省了大量搜集信息的成本。此外，海外华商网络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还能对其他外商投资中国起到宣传、示范、聚集的作用，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侨港台外联合投资”吸引外资方式。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都侧重于海外华侨对中国或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少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换句话说，单向经济联系分析的比较多，双向经济互动分析的较少，以“海丝”核心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没有。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也是侨务大省，分布在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的1580万华侨华人是福建的独特优势和宝贵资源。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2016年底，福建共引进侨资企业33773家，累计利用侨资918.44亿美元，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9.57%，侨胞在福建捐赠金额累计达268.5亿元人民币。^[12]因此，在跨国主义理论指导下，分析海外华商与“海丝”核心区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