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17日，法庭第一次听证会，华为的答辩紧紧围绕私有协议做文章。
华为辩护律师说：“作为全球电信网络设备制造企业的领先者，思科害怕与华为竞争，因此发动了‘一场散播错误信息的运动’。”
华为通过法庭和传媒，集中攻击思科利用私有协议垄断市场并阻止竞争的做法。华为在随后的声明中称：“思科的行为，除了遏制竞争之外别无他图。”
除了在美国本土与思科对抗，华为在诉讼开始后不久，就紧锣密鼓地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在中国国内控告思科不正当竞争的垄断行为。
在美国的舆论场，大公司垄断是一种原罪。从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民间和政府就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反垄断运动。就在2002年，微软刚刚从反垄断官司中脱身，代价是付出了十几亿美元的天价赔偿。
思科由于与政府关系极佳，因此它造成的垄断明明比微软更严重，却无法进入公众视线。但是这场官司却令美国媒体和公众逐渐认识到，思科是市场的垄断者。舆论开始渐渐变得不利于思科。
接下来的两个重大事件，成为整个官司的转折点。
在辩护律师的引见下，华为将第三方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数据通信专家丹尼斯·阿里森（Dennis Allison）请到华为，请他参观研发流程，对思科IOS和华为的VRP平台新旧两个版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华为的VRP平台有200万行源代码，而思科的IOS则用了2000万行，其中华为VRP旧平台中仅有1.9%与思科的私有协议有关。
“200万行的软件，怎么可能去抄袭一个比你大10倍的软件？”专家的有力证词，洗脱了华为侵权的嫌疑，思科的控诉已经没有立足点。
在3月24日第二次答辩前，另一个对华为极为有利、堪称此次诉讼一大转折点的事件被催生了。华为和3Com的合资公司于3月20日宣告成立。这家合资公司共同经营数据通信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对于思科来说，该合资公司的成立，意味着针对华为的阻击已经化为泡影。得知消息后，思科的执行副总裁查尔斯·吉安卡罗（Charles Giancarlo）表示，他非常恼火，以至于三天不想说话。
6月7日，法庭驳回了思科申请下令禁售华为产品等请求，拒绝了思科提出的禁止华为使用与思科操作软件类似的命令行程序，但又颁布了有限禁令：即华为停止使用有争议的路由器软件源代码、操作界面及在线帮助文件等。(www.xing528.com)
这是一个对双方都可接受的结果。
思科虽然没有达到目标，但至少保住了面子，而且没有被反垄断大棒穷追猛打。对华为的有限禁令颁布后，思科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马克·钱德勒（Mark Chandler）就宣告：“这对思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美国几大媒体也以《思科在对华为的知识产权诉讼中获胜》等标题，庆祝思科的胜利。
对于华为来说，也实现了小输就是赢的预定目标。
市场研究机构高德纳咨询公司的分析师认为，这场诉讼表明华为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参与者。思科并没有通过这场官司达到在市场上阻击华为的目的。“恰恰相反，官司给华为产品在全球做了一次免费广告。”“当潜在客户听说华为是思科的低价竞争对手时，很可能会考虑与华为合作以节省开支。”
2003年7月，华为生产的路由器和交换机等数据产品，通过3Com公司的销售渠道进入美国市场。官司之初对华为产品充满犹豫和怀疑的欧美客户，又开始继续曾暂停的华为产品订单。即使是思科长期以来的盟友，美国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也在2003年12月与华为签订协议，在美国销售华为3Com合资公司的设备。
之后就是关于和解的技术细节的谈判。2003年10月2日，双方达成初步和解协议，次年7月，最终和解协议达成。
2004年7月28日，华为、思科和后来介入的华为3Com三家公司同时向美国得州东区联邦法庭提出了终止诉讼的申请，这个请求被法官予以批准并立刻生效。这意味着三方均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诉讼或者以相同事由提起诉讼，从而使历时一年半的思科与华为知识产权官司画上了一个终止符。
与此同时，华为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通报专利官司的结果。出现在媒体面前的，不是应诉团队的总指挥郭平而是徐直军。华为迄今仍没有安排这场官司中的一线指挥官郭平接受媒体专访。这符合任正非一贯以来的“英雄观”：“管理层要淡化英雄色彩，实现职业化的流程管理。即使需要一个人去接受鲜花，他也仅仅是代表，而不是真正的英雄。”
法庭签发的中止方式，意味着思科今后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诉讼或者就相同事由提起诉讼。让思科此后再次面对华为在市场上的破竹之势，却无法再祭起“诉讼”法宝。
于是，思科遏制华为的手段，从法律走向了更广泛的层面。
(1)GUI（GraphicalUserInterface，图形用户界面的简称，又称图形用户接口），是指采用图形方式显示的计算机操作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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