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器是洲尾遗址最主要的出土物品，关于其数量、器形、产地等基本信息，前文已有描述，此处仅就其年代问题进行探讨。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调查资料来看，洲尾遗址出土的陶瓷器中，除少数几件陶器因残缺严重难以判断，不排除其为较早时代出品外，其余出土物品可判断最早为唐代，迟至清代甚至民国时期。这是否为该遗址存在时代的上下限？显然，对于遗址的断代不能如此简单草率，因为后世活动的重叠、对遗址的扰乱是十分常见的，况且洲尾遗址现有遗存虽堪称丰富，但与如此之长的时间跨度并不匹配。要准确地对遗址进行断代，需要对其出土物品做单个整理、整体观察。受项目经费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等条件所限，目前防城港市博物馆尚未完成对洲尾遗址出土物品的全部整理工作。但是，从笔者全程参与该遗址调查所了解到的基本情况和目前已整理的部分出土物品信息来看，洲尾遗址出土陶瓷器在时代上总体呈现宋元时期为主，明代次之，唐代占少数，清代、民国零散发现的规律。
上述仅为相对模糊的认识，而通过一组具体数据来观察，或更为清晰和直观。2020年5月，为解决部分标本的断代问题，笔者从洲尾遗址2017—2019年出土物品中选取了较具代表性的一批陶瓷标本送往南宁，请求自治区专家帮助鉴定。本次选取的标本中有少部分是此前鉴定存疑或存在意见分歧的，但更多的是为了开展研究而以种类为单位进行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度。专家组认为，在111件陶瓷器标本中，有10件因信息有限暂不确定年代，有6件为唐代，41件为宋代（其中又以宋中后期为主），4件在宋元之间，7件为元代，23件在宋明之间，14件为明代（明代早期为主），1件为明清之间，4件为清代，1件为民国时期。从鉴定结果来看，单个时代中，宋代陶瓷器的数量最多，明代次之，元代排第三；以跨越不同朝代的“组合”去观察，宋元时期共52件，宋至明共89件。这些数据所反映的各个时期物品占比情况与总体出土情况大致吻合，但需要指出的是，陶瓷器标本中清代、民国时期占比相较于实际出土物品占比更大，即清代、民国时期的出土物品相对较少。仅以明清时期代表性瓷器青花瓷为例，整个遗址出土标本不足20件，由此可见一斑。
既然是贸易场遗址，当然要考量遗址出土的外来物品。在洲尾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瓷器中，有一部分来自越南。附着于它们之上的时代信息无疑是洲尾遗址断代的重要参考。正如前文所述，洲尾遗址出土的越南瓷器多仿中国龙泉窑、耀州窑两大窑系产品，因而人们在初期并未认识到此类瓷器的外来性质。随着考古调查的深入和同类物品出土数量的增多，经多位专家鉴定，才明确为越南瓷器。关于洲尾遗址出土的越南瓷器所属时代，较早可参考的检测材料为《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唐宋元陶瓷的科技分析》，此报告为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在2017年组织实施的检测项目之成果。防城港市博物馆将洲尾遗址出土的11件标本送检，后经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检测，结果为：“防城港洲尾采集样品时期为宋元时期。其中，龙泉窑青瓷（包括2016ZW采：202；2016ZW采：268；2016ZW采：287）器物白胎、青釉，装饰刻划纹饰，烧制水平较高。其他青瓷胎色灰白、釉色青黄，部分装饰模印纹饰，质量及烧制工艺稍差。”[3]此外，也有研究认为：“北部湾沿海的防城港洲尾地区发现了几件越南生产的仿广西耀州窑系青瓷碗残片。这些瓷器均为口沿内折……圈足常见越南瓷器较为典型的‘铁汁’底。根据器形、纹饰、胎釉特征和制作工艺来看，与越南北部河内、南定省出土的12—14世纪的仿我国耀州窑系青瓷器较为相似。”[4]可以看出，以上两个观点在时间界定上较为接近，在宋代中后期到元代之间这个时间存在交集。
2019年10月，笔者随同复旦大学专家组到越南进行交流学习，有幸访问了越南几家文博单位及多处古代陶瓷窑址。其间，发现了与洲尾遗址出土的越南陶瓷器窑口一致及相近物品。其中，陶器方面，占洲尾遗址出土陶器多数且在防城港沿海常见的以平底、直腹、厚胎为主要特征的硬质陶钵、陶罐，在中国境内几乎只在防城港可以见到。对于这些陶钵、陶罐的功用与窑口来源，始终没有比较确定的答案。这次参加对越南的交流考察活动，笔者在越南北宁省北宁市万安社当舍窑所在附近村庄道路旁及桥江一渡口发现了与洲尾出土的陶钵、陶罐相近的大量残件（片），而后又在海阳省博物馆展厅、文物库房见到了一大批完整器，并在升龙皇城遗址考古现场也发现了类似物品。据越南专家介绍，这些陶钵、陶罐为当地窑场烧制，时代为14—15世纪。此外，在洲尾遗址中出土了多件体形较大的圆钮弦纹器盖，在越南升龙皇城遗址中也多有发现，越南学者认为其烧制时代约为14世纪。瓷器方面，洲尾遗址出土的越南瓷器以仿中国龙泉窑系、耀州窑系的青瓷器为主，另有青白瓷、酱釉瓷等。笔者在海阳省南册县太新社朱豆窑、海阳省博物馆、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地见到了与洲尾遗址出土相似的瓷器，这些瓷器中时代较早的，例如越南仿中国龙泉窑的莲瓣纹青瓷碗（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其时代为11—14世纪。此件青瓷碗和洲尾遗址出土的仿龙泉青瓷碗一样，具有胎质疏松、釉面开片细密的特征，但其外壁装饰的莲瓣更大。参照越南的断代信息并结合器物的装饰特征，笔者认为洲尾遗址所出土的越南仿龙泉青瓷碗时代为13—14世纪。又如，保存在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京城研究所标本室的青白瓷钵属于13世纪，在升龙皇城遗址展示厅中的青瓷钵时代标注为13—14世纪。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越南瓷器在洲尾遗址出土有一定的量，但不属于占比最大的，其中占据多数的与朱豆窑遗址、海阳省博物馆等地发现及展示的更为相近，其时代在14—15世纪。
根据这些信息或可推断洲尾贸易场的发展历程。
（一）洲尾贸易场的时间上下限
从出土陶瓷器的整体状况而言，洲尾遗址涉及的时代由唐代至民国。就时间上限来看，该遗址出土的唐代陶瓷器数量虽不是很大，但也具有一定占比，因而基本可以确定唐代是遗址时间上限即贸易场的初步形成阶段。而从出土器物多属中晚唐，另有部分处于五代至宋初区间的情况来判断，洲尾遗址的确切起始时代应为唐末。就其时间下限来说，鉴于民国以及清代物品数量极少，现有遗存不足以作为贸易场时间延续的证据，而明代尤其是明代早期遗物较为丰富，由此，明代应为洲尾贸易场的终止时期。即洲尾贸易场始于唐末，终于明代。
（二）洲尾贸易场的繁华时期
如上文所说，101件陶瓷抽样标本的断代结果，明确为宋元时期的有52件，另有23件标本模糊判断为宋明之间。可以说，此组文物中以宋元器物占多数，而其中又以南宋中晚期占多数。因而，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或为洲尾贸易场的繁华时期。这也可从洲尾遗址出土的越南陶瓷器中找到证据支撑。从现有洲尾遗址出土的越南陶瓷器看，时间跨越13—15世纪，其中又以14—15世纪居多。洲尾遗址有多个时期的越南陶瓷器出现，这说明越南持续通过北部湾海域与中国开展商贸活动。洲尾遗址出土的越南陶瓷器中有部分属于13—14世纪，这与上文所推断的洲尾贸易场巅峰时期为南宋中晚期至元代相吻合。
当然，不可忽略的是，洲尾遗址出土的越南陶瓷器以14—15世纪为主，这是否与“洲尾贸易场巅峰时期为南宋中晚期至元代”的判定存在矛盾？笔者认为，越南陶瓷器在洲尾遗址所出土物品中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就总量而言，洲尾遗址出土物仍以中国物品为主，越南陶瓷器属于少数。因此，越南陶瓷器以14—15世纪的居多，并不能推翻前文关于洲尾贸易场繁荣期的判断。它与洲尾遗址出土的许多中国明代物品，共同说明了贸易场时代的延续性。显然，“洲尾遗址出土的越南陶瓷器以14—15世纪为主”这个信息，是观察洲尾贸易场各参与方在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互动情况、贸易关系的重要参考，尤其反映出了越南与中国陶瓷贸易之间的变化。同时，也能借此窥见中国明代海禁政策的断续实施，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外销陶瓷行业的衰落，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乘机崛起等深层次的变迁。
越南北宁省万安社陶钵残片(www.xing528.com)
越南海阳省博物馆馆藏陶钵
洲尾遗址出土陶钵
越南北宁省万安社陶罐残片（左）与洲尾遗址出土陶罐残片（右）
越南海阳省博物馆馆藏陶钵（左）与洲尾遗址出土陶钵（右）
越南升龙皇城出土器盖残件（左）与洲尾遗址出土器盖残件（右）
越南北宁省万安社出土瓷片
越南海阳省博物馆展出瓷器
洲尾遗址出土瓷片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京城研究所瓷碗标本
洲尾遗址出土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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