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湾海岸蜿蜒曲折，近岸多连绵礁石群，沿岸行进的航线较为凶险，这在古籍中多有提及。例如，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谈及这片海域时，就有“乱流之际，风涛多恶”“海多巨石，尤为难行”的描述。当然，虽然北部湾近海航线曲折多险，但在造船与航海技术并不十分发达的汉代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沿岸行进的北部湾航线仍是中国与东南亚及更远地区海上往来的首选航线。而在漫长的海外航行历史中，特别是唐代中后期岭南道分设东、西两道之后，为改善岭南西道治所邕州与安南之间的海上交通状况，仅唐一代就在今防城港、钦州两市开凿了潭蓬运河、皇帝沟运河、西坑运河3条运河。这些运河均位于半岛狭窄处，沟通两端水域，自此间通行既缩短航程，又直接避开凶险曲折的近岸海域，较大程度上提升和改善了北部湾海域的通航条件，为唐代及以后该区域海上航线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潭蓬运河
潭蓬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江山半岛，是凿通于唐代的一条沿海运河。运河呈东西走向，将江山半岛横腰截断，贯通了西湾和珍珠湾。运河原长约2公里，现存河道长1558米，河道平均宽度约8.2米，最窄处7.8米，最宽处12.9米。1981年被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2019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联席会议”审议通过，潭蓬运河正式成为全国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入选遗产点。此条运河的开凿，对于唐代及后世北部湾地区而言是一个重大事件，因而相关记载较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柳河东集》《桂苑笔耕集》《旧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安南志略》《北梦琐言》《新唐书》《岭外代答》《越史略》《全唐文》等十余种中越古籍中均有相关记载。因运河所辟山体为石质，施工中“凿下刃卷，斧施柄折”，开凿难度极大，故有张舟等“三都护”及高骈接力而为的记载，最终由静海军节度使高骈于唐代咸通九年（868年）开通。目前，运河石壁上发现有11处石刻，其中“元和三年”“咸通九年”等纪年信息反复出现，也印证了此条运河在不同时期经多人多次组织开凿的事实，“‘元和三年’为安南都护张舟开凿记录，‘咸通九年’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开凿记录。‘元和’‘咸通’两个时间所记录的开凿运河事宜应是一种前后承接关系”[30]。
潭蓬运河东段局部河道
潭蓬运河中段局部河道
20世纪80年代初在潭蓬运河周边出土的瓷器
20世纪80年代初在潭蓬运河周边出土的瓷器
2018—2019年在潭蓬运河河道出土的瓷器
2018—2019年在潭蓬运河河道出土的瓷器
2017年于潭蓬运河河道石壁上发现的唐代石刻
2017年于潭蓬运河河道石壁上发现的唐代石刻
仅约2公里长的潭蓬运河，为何需要数任行政长官组织，跨越至少60年断断续续地接力进行开凿呢？我们可以从潭蓬运河开凿的初衷探寻答案。开凿运河的目的，一般而言无非是两种：第一，缩短航线；第二，避开凶险。就潭蓬运河来说，笔者认为，避开凶险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缩短航线的需要。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彼时往来于安南与钦、廉诸地的船只，途经今防城港市的江山半岛，只要沿着半岛海岸线走即可，在线路上，这比折经潭蓬运河更直、更近。但是，今江山半岛岬角端白龙头海域礁石连绵、暗流汹涌，为多路风汇聚口，凶险异常，“通往安南的近海航道上还分布有大量的暗礁险滩……在通往安南的所有暗礁险滩中，可能以‘天威遥’所在的江山半岛一带最具有危险性”[31]。古代船只经过该海域时常常遇险，故古籍中有“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计”的形容。从今天该海域怪石滩上不断被海水冲刷上岸的多个历史时期的陶瓷残件可知，这样的记载并非危言耸听。2019年，笔者乘坐一条长约20米、宽约4.5米，承载力为20吨的内燃机动力装置木船开展了一次起止于潭蓬运河两端海湾的航行试验，在途经白龙头海域时受暗流影响，船速明显变慢，船身晃动幅度颇大。装有现代动力装置的中型木船尚且受如此影响，换作古代船只路过此海域，其艰险可想而知。此外，“每年农历四月西南风起后，该海域持续数月难以通航。因西南风起后，白龙头一带海域会持续不断地掀起自海向岸的阵阵浪潮，拍打海岸，这种浪地方俗称‘横浪’。‘横浪’与西南风均从海向岸而来，两者合力会形成一股强大力量‘侵袭’过往船只……至今防城港沿海渔民还有‘西南风不过白龙头’之说”[32]。正是因为航行经过白龙头海域的诸多凶险，出于改善本区域海上交通条件的迫切需要，开凿潭蓬运河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当是唐代多任都护努力开凿此运河的主要原因，断断续续的开凿历程也体现了其重要性和价值。
作为本区域最为重要、最具知名度的古代运河，潭蓬运河的开通，较大程度上提升了此段海路的安全性，出现了古籍所载“交、广之民，舟楫安行”“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的繁荣景象。就其作用而言，由于开凿组织者、开凿工程实施主体、历史背景等均与军事、军队密切相关，因此有一种观点倾向于强调其运输军需物资的作用，“不可否认，以军队为开凿主体的潭蓬运河肯定具有服务于军事的目的和功能，但这是否为运河的唯一功用？笔者认为，军、商、民多方共用是潭蓬运河通航后的现实”[33]，这从近年潭蓬运河河道出土的唐、宋、元、明、清等多个时期的贸易陶瓷遗物可以得到印证。从此种角度而言，潭蓬运河的开通不仅提供了安全的通道，同时也服务和促进了周边地区商贸的发展。
（二）皇帝沟运河
皇帝沟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企沙半岛，全长约6.3公里，宽8～10米。运河呈东西走向，贯穿企沙半岛两端狭窄处，东口接尖山江入龙门海，西口在沙港村东南部的统熙围连接风流岭江湾。该运河流经皇城坳遗址附近，其西口与洲尾遗址直线距离也仅3公里左右。关于这条运河的文字记载不多，《防城县志》是其中之一，其载曰：“相传明将杨义被清兵追赶南逃，至钦防自立为王，称杨王，建王城、王殿，并开凿运河，后人称‘皇帝沟’，东起钦州龙门生牛岭，西止防城光坡乡垭基窝。全长12公里……因清兵追击，运河约差半公里尚未凿通。数历沧桑，迄今只留痕迹而已。”[34]记载中所提“杨义”又称“杨二”，即明末清初在北部湾沿海地区开展反清活动的杨彦迪。根据记载，除了运河起止与长宽等基本信息，另可知两点：其一，皇帝沟运河为杨彦迪于明末清初组织开凿，其名称来源或与之相关（在当地方言中“皇”与“王”同音，“皇帝”指自立为王的“杨王”杨彦迪，“沟”是当地对于运河的俗称）；其二，运河还差半公里才凿通，也就是说历史上该条运河并未真正投入使用。对于文献资料并不丰富的皇帝沟运河相关研究而言，这些记载无疑是宝贵的，但是否属实？带着以上问题，为了掌握皇帝沟运河的基础数据，防城港市博物馆于2020年5—9月对皇帝沟运河进行了全段考古调查和局部河道清淤。
调查中，因企沙路扩建进行机械翻土，工作人员得以在运河流经的皇城坳段河道附近采集到宋代影青瓷碗底标本。同时，在走访周边村民群众时获知，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村民将之前搁浅于运河河道淤泥中的残破木船船板拆卸搬运回家，至于搁浅的船只于何时出现在河道上，则无人知晓。这两个偶然发现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县志所载“明末清初”才开凿的运河为何会出现宋代的瓷器？没有凿通、尚未投入使用的运河河道中何来搁浅的木船？带着这些疑问，防城港市博物馆计划在完成全段河道调查工作之后，对皇帝沟运河中段的皇城坳段、彭公角段进行局部清淤，以寻找相关实物证据及进行数据对比。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清淤点，主要是考虑到皇城坳段附近有皇城坳遗址，或有发现简易码头的可能，而彭公角段原始河道轮廓清晰，保存较好且河道积水较少，易于清理。因用地问题，皇城坳段的清淤工作未能如期实施，但彭公角段的清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有了一些新发现。
（1）在清表时发现少量几何印纹陶片和筒瓦。
（2）出土了一批陶瓷残片。根据残片的形状判断，陶器器形以罐为主，质地坚硬，带系罐出现较多；瓷器以碗为主，另外还有罐、壶等，釉色有青釉、青白釉、青花等，时代为唐至明清。
（3）清淤区的运河两岸河道为土、石结合，底部为相对平整的石板，石板的石质为较为松软的风化石。清理深度为2.3米到底，清理区河道最宽8.8米、最窄7.8米，两岸至底微收但幅度不大。
从以上发现的情况及全段调查所掌握的信息，可做出以下初步判断：其一，皇帝沟运河所经之地相对平坦，以土、石为主，且石质为风化石，相对容易开凿，而从现有清淤深度及周边山体遗迹来看，此段开挖深度为3米左右，工程量也不算太大；其二，从运河开挖深度、宽度和凿通后河道可能达到的水位来说，皇帝沟运河具备中小型船只通航的理论可能；其三，从出土文物的时代看，皇帝沟运河应是开凿于唐代，其曾全线开通并持续沿用，明末清初时杨彦迪或许对此运河开展过局部疏浚、维护等工作，但他并非最早组织开凿运河的人。显然，这些推断与县志所载信息存在差异，笔者认为，基于出土文物、现代测量技术等得出的推论也许更为接近历史真相。(www.xing528.com)
皇帝沟运河的开通，使得原本须沿着蜿蜒的企沙半岛海岸往来的船只得以直行两端海湾，既避免了海上礁石、暗流、风浪的侵袭，又大大缩短了航程。运河开通后，运河东、西两端海湾之间的航程比绕行企沙半岛缩短30多公里，同样，分布于运河西口附近的洲尾遗址与经东口入茅尾海而至的钦州博易场、如洪寨互市贸易点等遗址之间的航线也相应得到较大缩短。可以说，皇帝沟运河在历史上曾同时发挥着缩短航程和提升航线安全度的双重作用。
皇帝沟运河局部河道
皇帝沟运河彭公角段局部清淤现场
皇帝沟运河沿岸调查采集的影青瓷标本
皇帝沟运河周边征集到的六系陶罐
2020年皇帝沟运河局部清淤出土的部分瓷器标本
2020年皇帝沟运河局部清淤出土的部分瓷器标本
2020年皇帝沟运河局部清淤出土的部分瓷器标本（同一排的左右两图为同一器物的正反面）
2020年皇帝沟运河局部清淤出土的部分陶器标本
（三）西坑运河
西坑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西坑村，运河全长约1.3公里，河道宽10～12米[35]，其东北口连接大风江，西南口通大灶江，运河的开凿让两端原有的两条自然河流得以连通，最后实现“通江达海”的目的。关于此条运河的开凿时间，民国版《钦县县志》有“旧传明季海寇杨二，鎜为剽劫之所，或曰伏波征交趾时，疏为运粮道”的记载，据此，开凿时间有明末清初和东汉马援南征交趾时期两个版本。明末清初之说与民间有关杨彦迪在此区域开凿运河的传说以及西坑运河之“杨二涧”的俗称吻合，但笔者认为，作为随时被清军追赶的流窜武装力量，杨彦迪无心也无法实施这么巨大的工程；而东汉之说有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支撑，史书也有马援南征“缘海而进，随山刊道”的记载，于是该运河在2012年被公布为钦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的一段时期内，一度被认为是汉代运河。
2019年，为解决该运河的断代问题，寻找更多物证，钦州市博物馆启动了该运河的调查和试掘工作。“经过两个月的调查试掘，在运河两岸山坡采集了较多陶瓷片，在吊水口段和入口段进行了试掘工作，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陶瓷片。发现多处人工开凿痕迹。河道整体轮廓清楚……初步明确了人工开凿痕迹明显河段为整个运河段，全长约1.3公里。通过试掘吊水口段河道，初步了解清理了运河的河床结构……西坑古运河采集和出土的陶瓷片胎釉与钦州唐代遗址、防城港潭蓬运河出土的唐代器物一致。运河的开凿年代不晚于唐代。”[36]根据钦州市博物馆所做报告，结合笔者随同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专家组在该运河试掘现场学习考察之所见，加之直至目前尚未有早于唐代的实物证据出现，笔者认为西坑运河当为唐代运河。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钦廉海中有砂碛，长数百里，在钦境乌雷庙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隐在波中，深不数尺，海舶遇之辄碎。”[37]可见，以象鼻砂为代表的今三娘湾村至乌雷村一带海路自古凶险，“西坑运河的开通，既躲避了‘乌雷风涛之险及海寇攘劫之患’，又起到缩短大风江沿岸、合浦地区到钦州湾航程的作用，即‘实钦廉舟楫之利’”[38]。
从地图上看，潭蓬运河、皇帝沟运河、西坑运河同处于北部湾海域，均从狭窄处将半岛截断而沟通两端海域。三条运河毗邻，皇帝沟运河居中，其东为西坑运河，西为潭蓬运河，相邻运河之间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三者支撑形成了一条相对较直的航线。唐代对潭蓬运河、皇帝沟运河、西坑运河的开凿以及北部湾运河体系的最终形成，极大改善了“钦廉而西，尤为难行”的状况，改变了北部湾航线蜿蜒曲折的情况，提升了该海域航行的安全性。这使得钦州、防城港与合浦乃至越南之间的海上交通更为顺畅、便捷，使得古老的北部湾航线再现新活力，为唐宋时期本区域商贸发展打下基础。
2018年本书作者随队参观时拍摄的汛期西坑运河局部河道
2019年西坑运河吊水口段河道清淤出土的部分陶瓷器标本
（图片源自《2019年钦州市西坑古运河考古调查和试掘完工报告》）
2019年西坑运河吊水口段河道清淤出土的部分陶瓷器标本
（图片源自《2019年钦州市西坑古运河考古调查和试掘完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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