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计划中的速度与平衡关系：探析与反思

从我国制订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尽管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党和政府的认识水平和管理经济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从历次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来看，仍然有着基本相同的制约因素，其中最重要因素就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速度与综合平衡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和实施计划管理，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制度，来集中资源和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实现在社会安定前提下的经济高速发展。因此，我国从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始终是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第一目标的。“一五”和“二五”计划是以15年左右实现工业化为目标；“三五”“四五”“五五”是以20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是以“翻两番”、20世纪末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为目标；而“十五”“十一五”则是以到本世纪中期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目标。而体制变革、政策调整以及对外技术引进和开放等都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的。从10个五年计划来看，在处理速度与平衡的关系方面，速度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平衡则始终是紧张的平衡甚至是不平衡。

实现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生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者，也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当这些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不仅面临着本该由资本主义来完成的工业化任务，而且这个工业化任务，与依靠外部资源和市场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不仅非常艰巨，也非常紧迫。因为在世界两大阵营对立和战争威胁下，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速度，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这是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赶超型发展观和战略形成的根本原因。这种发展观可以苏联的工业化理论为代表。它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不仅对苏联，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内容：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工业高速增长；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四是农业应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中国来说，人口多、底子薄和朝鲜战争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压力，都使得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加快工业化的速度。这在1951—1955年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即反映出来。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1954年就说：“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2]

这种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感，还表现在毛泽东的下面这段话上：“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3]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和最迫切任务。邓小平再三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4]“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5]邓小平还认为经济发展速度是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6](www.xing528.com)

但是，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则由过去急于求成调整到比较切实可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78年，党的经济发展目标长期超出了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可能。这种过高的目标既来源于急于求成的思想，反过来又促进了急于求成的心态，并成为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的依据，成为1978年以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陈云在改革开放初期批评的那样：“过去要计委定多高的速度就能定多高，要百分之十就定百分之十，要百分之二十就定百分之二十。这怎么能行呢！”^[7]

而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根据实际调整了过去的高指标。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和20世纪末中国经济要达到的目标，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这个思想经过完善，形成了明确的“三步走”战略，并得到全党的认同，从而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落在了比较实在的基础上，消除了长期以来“急于求成”的思想根源，使均衡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可能。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8]

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思想，集中体现在“六五”“七五”“八五”计划的修改上面。经过16年的实践，在提前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任务后，到1997年遇到了最大的障碍——需求不足。在传统计划经济下，“短缺”是常态，供给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一轮接一轮的旺盛需求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卖方市场，为农业增产、乡镇企业发展、外资进入，以及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自从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出现的买方市场出现了，内需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原来依靠旺盛需求支撑的经济效益不高的国有企业和部分乡镇企业陷入困境。1997年竟然出现国有企业总体亏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在制订和实施“九五”、“十五”计划期间，则实行了以政府投资拉动内需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历次“五年计划”都将经济发展速度放在第一位，这就与计划的另一个特点综合平衡可能发生矛盾。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生了所谓“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之争，即到底是实行“长线平衡”还是“短线平衡”。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二五”计划草案是一个打破平衡的计划外，其余9个正式和非正式的五年计划，都是紧张的平衡。正如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就指出的那样：“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9]而在计划实施过程中，这种纸上计划的紧张平衡也常常被打破，不得不实行经济调整，使国民经济重新回到紧张平衡状态。其表现就是形成周期性的经济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