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勤劳致富的收入分配政策（1978-1991）成果展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就经济领域来看，重点就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潮，为“按劳分配”正名，并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与此同时，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在城市也进行了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普涨工资。更为重要的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农村家庭经营和城镇个体经济的收入分配不仅使得全社会的居民收入增加，甚至缩小了工农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1978—1991年作为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仍然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非公经济主要还是被称为“光彩事业”的个体经济。但是，从经济运行机制来看，市场机制已经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长期经济“紧运行”形成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短缺，又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特别是原来处于收入底层的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率先利用“放权让利”的政策和“短缺经济”环境，从事家庭经营和“搞活经济”，使收入大增，一时间在知识分子阶层出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抱怨。

在这个阶段，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收入分配的思想和政策开始突破过去20多年一直实行的平均主义束缚。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www.xing528.com)

在“开放搞活”和“放权让利”的政策下，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行、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包”字进城后企业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改变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调动了人民群众致富的积极性。“脱贫致富”成为整个20世纪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

在这个阶段，党和政府在改革分配制度的同时，还针对长期形成的积累与消费关系失调、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态，对经济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整，即由过去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并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整个80年代，出于补偿前30年高积累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多的“欠账”，轻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改变轻重工业失衡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的消费品短缺所形成的巨大需求也成为轻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78—1988年，不仅农业生产上了一个大台阶，甚至在1985年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轻工业也是持续高速发展，这几年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都超过重工业。整个80年代，是人们生活水平整体大幅度提高，城乡之间、城市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帕累托最优”改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