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改革，即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和调整工商业三大举措，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封建剥削，限制了资本主义剥削，大大缩小了旧中国遗留下的贫富差距。如果从经济结构看，处于领导地位的国营企业和数量比重都很大的个体经济，基本上都是按劳分配（农民家庭之间的生产资料占有差距很小，几乎为清一色的个体经济），城市的私营企业也开始实行“劳资两利”政策下的“四马分肥”。
但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美国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等对中国形成了包围，使得独立后的中国仍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国家统一受到阻碍，因此国家安全问题处于突出位置，而要应对战争威胁和保证国家安全，就必须加快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而1952年中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中国工业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是很大的，以直接关系到国防工业的钢产量来看，虽然当时的钢产量已经是1949年的3倍，但是与当时的美国相比仍相差悬殊，总量美国是中国的57倍，人均美国是中国的224倍。毛泽东在1955年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
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美国比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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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选择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即中国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3]。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4]而此后出现的台湾海峡危机、中印边界边境防御作战、越南战争升级和中苏边界边境防御作战等，都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处于突出地位，这就使得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被过度强调，高积累政策不断强化。
当1952年基本完成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务，并从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中国同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于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在收入分配方面就建立起“按劳分配”制度。按劳分配虽然没有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却保证了为工业化提供高积累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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