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呈现低水平、单一化和平均化的特点，在当时人口多、底子薄、资金少的条件下，这是推行工业化赶超战略难以避免的结果。实行赶超战略有三个条件。第一，最大限度地提取剩余，主要投入到重工业中，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第二，高度的集权化和计划化，以便于集中资源配置，低成本地保证第一个条件。既然要最大限度地提取剩余，即最大限度地提高积累的比例，那么消费的比例必然要压缩到最低，居民的低收入水平因此也就是必然的。第三，确保社会稳定。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最多只能保证人民的温饱，只有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生存和社会安定。

1978年以前以城乡分隔为基础、以平均分配为特点的分配制度，再加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限制了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多劳多得，抑制了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国家和集体不得不主要依靠政治运动和精神激励来促进生产。可以说，就微观经济来说，收入分配体制促进生产发展的绩效不大。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2]但是，从宏观经济来看，这种分配制度却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积累率，这对于中国走出因经济落后、积累过低而形成的所谓“贫困陷阱”，意义重大。它对于中国在短短的28年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折腾，仍然基本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另外，这种按照人口定量供应主要生活必需品、普遍地低水平地提供公共产品（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农村以集体为单位），对于维持高积累条件下的社会稳定和人力资本积累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由于“放权让利”和“开放搞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而且出现了与前后历史阶段相比的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独特景观。“脱贫致富”成为整个20世纪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正如邓小平在1983年1月所指出的那样：“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3]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回顾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14]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这个路子是对的”^[15]。

怎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又不导致两极分化，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了根本性的保障措施，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一点。1985年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就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16]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阻碍扩大内需、不利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问题被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17]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做进一步的调整。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18]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前达标，城乡呈现一体化发展的良性互动趋势。^[19]

新中国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都是为了避免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那种对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均衡发展道路。中国作为一个城乡、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和人均资源极为匮乏的大国，非均衡发展在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把握这个发展阶段的规律，制定出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同时，当均衡发展的条件具备后，又能够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时，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的均衡与非均衡关系的辩证思想，以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36—83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6]曹尔阶等：《新中国投资史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231页。(www.xing528.com)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10]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05年3月15日。

[11]参见“综合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2010年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报告》，《调研世界》2012年第1期。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17]《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0页。

[1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9]参见白天亮：《保障和改善民生责无旁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回望“十一五”、展望“十二五”》，《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