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均衡到市场非均衡发展的转变思路及其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迅速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面貌外，还有一条就是要避免走资本主义那种以牺牲农民和工人利益为代价、发展成果为少数人所享有的非均衡发展道路。因此，在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国家迅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一五”计划中贯彻了生产力合理布局的思想，加大了对内地的投资力度。为了实现均衡发展，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后，提出了处理好农轻重关系，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以及处理好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周恩来、刘少奇、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也提出了综合平衡、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思想。

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各地资源条件差异大的大国，发展的不平衡是其工业化初期的客观规律，加上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使得均衡发展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过度追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居民收入分配的平等，反而导致了资金短缺条件下的重复建设、经济剧烈波动和公有制企业效益低下，从而形成了发展慢的脆弱的低水平均衡。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是党和人民的迫切要求，因为急于求成，“大干快上”几乎是各个地区、各个产业、各个阶层的愿望。如何解决资金和资源短缺、使大量人口从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中国工业化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同样，如何解决中国工业水平落后、能耗高、投入产出比低的效益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长期关注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次重大经济体制调整，都与解决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开始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调整，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等等，都是为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和精神激励作用，试图解决公有制经济激励不足、官僚主义滋生、经济效益与预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相差甚远的状况。在经济运行方面，则呈现出典型的供给约束型波动，即“跃进——失衡——调整——再跃进”；在经济效益方面，则呈现出精神激励作用递减而不断强化政治运动力度的趋势。(www.xing528.com)

事实证明，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高度集中”还是“权力下放”，无论是规范管理还是群众运动、“全民大办工业”，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经济运行混乱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改革开放之前20多年的历史证明，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范围内想主意、找办法、打转转，不能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农民吃集体“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不能避免资金利用率和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双低”的结果。改革的结果跳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1]这一段看似简单而浅显的话，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路径的滥觞，它包含了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思路转变的四个重大内容：一是经济发展速度的波浪式前进，而不是均衡匀速；二是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三是人群之间的收入是不均衡的（或者说是不平均的）；四是通过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最终实现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发展，反映出邓小平上述思路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