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演变

中国的情况与近代以来的欧美就根本不同了。首先，中国进入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特征的近代，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即中国是在被侵略和殖民地化的背景下开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过程的。近代中国政府，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高度集权的、成熟的、封建社会的政府，它有着庞大的相互制衡的官僚体系和一整套选拔、任免、监察制度；其次，中国开始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被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几乎不间断的战争，时时提醒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证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关于政府改革和职能的讨论，焦点都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上面。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当权者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也导致政治上的软弱。政府的频繁更替和政治动荡，固然削弱了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钳制，但是也无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无力制止军阀的横征暴敛，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欺压，换言之，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后者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更为紧迫。于是，以“巴黎和会”中国“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建立强大政府、节制私人资本观念的确立。(www.xing528.com)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在其后的20年间，民族危机推动了国民党政府对经济的大范围的直接干预。南京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后，“即无日不处于外忧内患之中”。在外忧方面，1928年就发生了日军阻止北伐的“济南惨案”；随后就有1931年的东北“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灭亡中国的行动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内患方面，军阀林立、民不聊生，使得南京中央政府疲于应付。面临这种危机，促使国民党政府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兴修铁路、公路，并利用货币统一和改革的机会强化国家资本，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和物质，特别是战时的经济动员和统制，更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权力。

南京国民党政府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来自于对西方经济危机的感受。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相继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则在1935年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