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转变为中国对外开放创造有利时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的方式来推进本国的发展。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促使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进而逐步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同时不断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20世纪50—60年代资本输出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

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经历了一个早期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继而逐步随着世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即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做相应的制度变革。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战争与和平关系认识的转变基础之上的。没有这种重新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

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前提。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力量以及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的日趋强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对中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www.xing528.com)

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2]正是由于对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重新认识，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当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逐步发现，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国内缺乏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可以通过开放“走出去”，去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非常匮乏的人口大国，要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仅靠国内资源和市场是不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直至达到60%以上，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需要矫正）。而要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就必须要有利用的条件，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的帝国主义列强那样依靠武力去掠夺国外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因此，中国除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外，还需要有比较优势，要有比国外更低的生产成本、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们主要是利用国内大量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低价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来开拓国际市场。虽然成绩很大，但是代价也很大。

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经济总量的扩大，不仅低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复存在（2006年以来沿海发达地区产生的“民工荒”即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国内资源和环境也无力继续承载经济总量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翻番”（中国大规模地进口石油和铁矿石即是一例）。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型的外延型扩张。这也是2003年以来中共中央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原因。2006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采用量化的指令性指标来进行“节能减排”，即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开始经历一个重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