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要加快工业化步伐，尤其紧迫的是要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又与当时中国经济贫困、资金匮乏相矛盾。新中国成立后，重工业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是我们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早在清朝后期，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就已经十分尖锐。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16]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党曾企图用制定许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以谋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中有的失败了，另外则遭忽视。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之难境，大部分正为了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民食，中共宣传的大部分，就是由他们将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所组成。”[17]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我国不仅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也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18]1952年，我国的城乡人均储蓄只有1.5元，国家的外汇储备1.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19]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对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又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
为了推进工业化，中国急需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发展模式的接近，是因为中苏两国在近于相同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必然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手段，对苏联经验的接纳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20]从1953年起，农业合作化步伐加快。“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是中国近百余年多次社会变革中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恰恰“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21]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迅速推进，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从而重塑了社会经济的微观行为主体，这也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终结。同时，行政性的计划管理方式也逐步形成，管理体制逐渐由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转向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22]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确立。这是在当时的资源瓶颈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进工业化的结果。(www.xing528.com)
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旧中国经济最好的1931—1936年，资本积累率6年中有4年为负数，最高的1936年也仅为6.0%。[23]而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11%，最低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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