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的原因与特点

鸦片战争对中国人精神、思想层面产生了极大冲击，中国在这次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战争中所经历的失败和屈辱促使中国人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和对世界的重新认识。自1840年起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在自强和发展的道路选择上，从继续维护封建集权帝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变动甚为迅速；在思想观念上，则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治夷”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转到“全盘西化”。

尽管西方国家从制度到经济，被当时很多中国人视为样板，但“全盘西化”的努力并没有找到能够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侵略者不会也不愿意给中国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复制西方的先进制度与强大实力。而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破坏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和继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推动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此前被无限推崇和向往的西方制度似乎也不是那么地完美无缺。晚年的梁启超在游历欧洲之后就曾提出，年轻人首先应当存有“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继而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补助我们的文明，以成就“一个新文化系统”。^[3]这意味着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已经开始了反思和重构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努力。这种反思的出现是必然的，并不仅仅因为我们对自身文化和历史在感情上的认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放弃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做到与传统的完全割裂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收。

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国，这一理论很快就有了坚定的追随者。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理论、手段和设想的制度，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即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超越西方、通向“大同世界”的路径。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新生的苏联对中国所表示出的友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好感和向往。更何况这种体制本身又被赋予了一种理想色彩，即使单纯从道义的角度而言，追求正义、自由、平等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对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因此，一生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晚年就提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4]而苏联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确定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5]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中国人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却可以让中国走向独立、平等和富强的道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险恶国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黑暗，为现代化扫清了政治障碍，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时，选择和建立的经济模式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过系统阐述。1939—1940年，毛泽东相继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他指出，鸦片战争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其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的革命过程。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从这一时期就开始强调：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www.xing528.com)

此后的十年间，毛泽东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党内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并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6]

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第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第二，没收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第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又一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将包括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以及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等几个构成要素。^[7]

1949年，“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被作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8]“新民主主义经济”肯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则是处理各种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经济关系的准则。

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不仅保障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充分发挥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走出旧中国极端残破混乱的状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大量数据表明，在1949—1952年的短短几年间，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极为迅速，不仅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改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宝贵探索。无产阶级在获取政权之后并没有立即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而是采取了更为稳健的举措，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继续发展，这种做法与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实行的经济政策是有明显差异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通过计划指导和市场机制来规范国民经济的运行，这和二战后许多国家通行的混合经济颇为相似，但本质的区别在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运行的。^[9]由此既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也为新中国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一创造性概念的提出，使中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跨越，稳定并迅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新中国30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机制两个基本点上，改革开放与新中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并无二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