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就理论体系来说，它又具有特殊性，即中国特色。为什么具有这种特殊性，它是怎样形成的，又将向何处发展？这些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国情来分析。因此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如果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来支撑，理论将是不完整的，分析框架也是不牢固的。

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说到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6]。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什么关系？进一步追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中国为什么会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再进一步追问：中国在1840年以后为什么没有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些问题都有待解答。中国从古到今，就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来说，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欧洲历史为典型的社会形态及其演变规律有差异，我们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典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处于备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外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后期中国人民头上又增加了一座“官僚资本主义”大山，由一个独立封闭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中国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7]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以“巴黎和会”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而导致中国政府外交失败引发的“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一条可以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寻找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理论和更有效的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才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才促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才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并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革命胜利后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即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则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最彻底的民主革命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本来我国是打算先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这已写入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但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随后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美国阻止中国统一和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的行径，都是建立在中美之间相差悬殊的实力上，进一步说，是建立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上。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的：“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8]而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新中国成立时，经过百余年战乱破坏，以传统农业为主且经济落后，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产剩余非常有限。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中国如何克服“贫困循环”，即跨越所谓的“贫困陷阱”^[9]，成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后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在这个时候，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苏联本身也选择了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剩余资金不多，对中国的援助有限。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来加快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和建立起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这种经济体制，才可以保障高积累和社会稳定，实现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任务。西方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也认为：“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10]经过近30年的发展，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我国初步奠定了大国发展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门类。但是在当时，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经过曲折艰辛的探索，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逐渐摸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基本制度，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初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怎样实现发展目标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它是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任务的产物，因此它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属性，并带有某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怎样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差异，怎样认识和解释这种差异？如果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没有一个深入研究和科学合理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就不能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融为一体并真正发挥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