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政治经济学：多元生产方式共同规律与历史验证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之初，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就需要扩大视野，面向全球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1]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如果说狭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欧美为分析对象，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以及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3]，那么广义政治经济学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它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且研究之前和之后的人类社会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条件和形式。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空间上也对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对象进行了拓展，不仅包括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重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同一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从中发现共同规律，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建立，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向前延伸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论述了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这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广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苏联理论家布哈林曾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政治经济学，但这个观点受到了列宁的批判。列宁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组成部分——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详尽的理论——已经实际存在，所以应当把苏联已存在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按照经济生活的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根据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的方法论要求继续加以发展并加以系统化^[4]。”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受到理论界的重视，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938年，在斯大林的亲自参与和指导下，苏共中央编写和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亲自撰写了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在文中提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者说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古代的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于是，五种社会形态说就成为当时国际共运中最具权威的观点。此后，苏联学者运用广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历史五个阶段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就。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并被用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逐步受到重视。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之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实践，就成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要担负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于1946年开始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开始了探索。1949—1954年，许涤新完成出版了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第1卷。在书中，他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原始社会一直讨论到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www.xing528.com)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一开始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解放思想、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很快就发现，不仅苏联教科书中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有明显缺陷，而且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没有展现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缺乏对中国的讨论。但是怎样纠正这种缺陷，受社会主义实践不足的局限，我们没有很好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此期间，虽然史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探讨，形成了“五朵金花”^[5]；经济学界围绕新民主主义经济也进行了探索，但是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许涤新决心完成周恩来的嘱托，继续进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于1986年完成三卷本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但随着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西方经济理论的“东渐”，理论界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此后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即使不能说无人问津，也可说成果寥寥。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带来了理论界三个认识分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研究范式还是否具有指导作用；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三是它与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就不能真正普遍地坚定起来。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回答这三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验证。